我省“种子盗版”案件发案率位居全国第二省高院专家呼吁———

　　“民以食为天，农以种为先”，植物种子作为特殊的商品也有知识产权，植物种权同样受到法律保护。2007年，我省种子生产面积达311万亩，产值超过30亿元。由于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易于取得，利润空间大，一些人便私自制种，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知识产权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我省玉米品种的纠纷数量高居全国第二位。在一年一度的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本报联合省高院宣传中心，邀请省高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茹作勋，围绕“种子盗版”的话题作出评析。

　　现状：盗版”制种侵权案高发

　　由于全国50强制种企业一半以上都在我省建立有种子生产基地和加工中心，全球销售额排名前5名种子公司已有3家落户我省,制种业已经成为我省河西地区的龙头支柱产业。然而，与这些种子公司签约的制种农民知道，一旦自己种植的玉米种子是非法“盗版”物，不光没有收入还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倒赔钱。

　　伴随着制种产业的发展，从2002年以来，我省法院受理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数量达85件，每年递增呈大幅上升趋势。迄今为止，武威、酒泉、张掖三地的玉米品种纠纷数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二位。植物新品种侵权相对容易，他们只要从品种权人处购得一粒种子就可以拿去做侵权繁殖，不需要仿效任何技术，这是植物新品种易受侵权的诱因之一。”茹作勋介绍，对盗版种子维权索赔的数额，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育种农户则成为侵权产品的最大受害者。

　　责任：未经授权繁育构成侵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仍然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茹作勋介绍，植物新品种保护同专利、商标、著作权一样，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形式。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核心是品种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如今，在利益驱动下，侵权者往往未经品种权人同意，就擅自繁育并销售某个品种的种子。而我省的制种企业多以代为繁殖的受委托方身份，被列为共同被告被诉求承担侵权责任。茹作勋指出，作为育种人，在预约生产种子和受委托代繁殖种子时，均应签订合同，审查“种子身份”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种子法》“委托方应该保证所委托生产品种的合法性”的规定，若受托方明确不知受托培育的种子系侵权物的，只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

　　认定：“亲子鉴定”确定玉米出身

　　“盗版种子”较其他盗版产品而言，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除了侵权人将其培育好的盗版种子直接标榜正式名称对外销售牟利外，更多的是另取他名。对于这样的盗版产品，非专业技术人员很难识别，许多制种企业在接受委托代繁育种子产品时，因受蒙蔽结果成了共同侵权人。对侵权责任的认定，一般采取田间观察检测或者

　　DNA指纹鉴定，以确定盗版种子的真实身份。

　　2004年3月，武威金西北种业公司(以下简称金西北公司)受大连市金州区种子公司(以下简称金州公司)委托，与武威市凉州区吴家井乡新建1组签订培育800亩“连玉15”的制种合同。秋收时，正当农民们热火朝天喜获丰收时，北京奥瑞金种业公司发现当地农户种植的正是自己拥有的“临奥1号”，于是将两家公司诉诸法院，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双方争执不下，是否“盗版”成为定案的关键。北京奥瑞金种业公司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法院对提取的所谓“连玉15”和“连玉15”的母本、父本，交由相关单位采用DNA指纹分析检测后确定，该“连玉15”就是“临奥1号”。至此，两被告承认了侵权的事实，最终金西北公司与金州公司分别向北京奥瑞金种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9.6万元和28.8万元。

　　处理：盗版种子按粮食收购

　　茹作勋介绍，植物新品种的司法保护，对规范种子市场秩序，避免假劣种子坑农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在对侵权产品进行处理时，要区别对待。由于粮食作物的特殊生长周期，相当多的法律诉讼在历经时日审结宣判时，侵权的种子早已经售出，种植的季节也已经结束。虽然通过光谱DNA分析很快就能鉴定出假种子，但等正规程序走完时，对于品种权人和农民已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若种植物仍在田间，应允许种植农民收获，但不能按照种子进行收购，应作粮食收购并加工，以防止其作为商品再流入种子市场。由此给种田农民造成的差价损失应当由侵权人承担。为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品种权人同意，也可以商品粮或略高于商品粮的价格回收。茹作勋特别指出，鉴于目前制种企业委托农户种植时，多将亲本的名称以自编的代号代替，所以对种植农户主观上不知亲本种子为侵权产品的，不认定其与种植企业构成共同侵权，以此避免对农民利益的不当损害。本报特约记者李志钧记者郭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