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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乡音未改 为了不被忘记的故乡(图)

2013年05月20日 08:52  来源: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  

  乡音未改为了不被忘记的故乡

  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许亚飞摄

  在发展的轨迹上,兰州这个城市的2013年是这样开始的:以年初“城镇化率”达76.3%象征着社会结构翻开历史性的一页出发,这不仅仅是过去的延续,在历史的起点上,它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空气之中,处处可以嗅到变化的梦想,变化的焦虑。

  城镇化率信息披露,人们为之瞩目,为之欣喜,但也为之无奈。这些数字的背后似乎也在展示着城镇化背景下每一个城市向往者的一种社会命运。身体的移动,和命运的流动,伴随着进城之梦,还有家园之痛,纠结在一起。

  如在册42万的流动人口能不能算所谓的“城市人口”,不无疑问。这些人熬过了城市化的前夜,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可是在市民待遇上,仍然被城市社会进行制度排斥,比如户籍,比如各种社会保障等等。但不可置否,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2013年,注定是城镇化的升级之年。从“人的城镇化”提出到“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都将决定城市与其所辖乡村的命运。

  本报今起特别推出的“城镇化系列”报道,虽不能阐释所有,但在城镇化背景下,这些人和事,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纠结也许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思考。

   衰老的村庄

  小岔岭村几乎空了。

  村子位于兰州市榆中县北部山区,隶属榆中县园子岔乡,距离省会兰州有90余公里。这个原本有50多户人家、200多人口的大村子现在剩下还不到10户。而剩下的这些人家合起来,只有十多名老人在坚守。

  每天早中晚,这些人家的房顶总会升起袅袅炊烟。但满地荒芜的野草以及邻家门窗上的蜘蛛网,都在述说着这个村子的萧条。要不是这些佝偻驼背的老人还坚守在这里,小岔岭村恐怕会像那些早已消失的村庄一样,远离人们的记忆。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也要搬走。我现在就是在打发日子。”65岁的李其杰斜卧在村口破旧的磨坊屋檐下,卷起一支旱烟棒,呆呆地望着出入村庄的那条窄窄的土路,他总盼着有人能走进这个村子,和他聊会儿天,说说山外的世界——那样的话,时间会过得快点。

  留守在这个村庄的老人个个都是这个村庄的主角,但却没有任何故事。从未走出村庄的展玉忠熟知附近每一个村庄发生的故事。“很多村和我们村一样,空了,没剩下几个人,净是老头儿老太太。”

  从1995年开始,小岔岭村的人就陆续外迁。而大规模的外迁,则在2005年之后。先是青壮年出外谋生,后来老人和小孩也被陆续接走。这些年,几乎每过几天,展玉忠和李其杰就能看到一支搬家的队伍。起先,他们会和搬家的人家打个招呼,嘘寒问暖说上一阵。但搬走的人多了,老李和老展也不再向人道别。李其杰的两个儿子,很早就跟着同乡到外地打工,留下他和老伴一直守着这个家。

  去年二儿子回来说要把父母接到兰州居住。可话没说两句,两人就吵翻了。儿子认为父亲太固执,有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而老李认为村里空气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再冷清也比居住在城里安心。老李心里也明白,让儿子们回到农村并不现实。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再靠这里的土地刨食过生活,对土地早失去了眷恋。

  李其杰清楚地记得,村民搬走后,起初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村民会回到村里在老宅门口贴上对联,放一挂鞭炮。再后来,连这样象征人丁兴旺的事也没有人做了。现在的小岔岭村,就像他和老展,一日比一日衰老。

  如潮水般无法阻挡的城市化进程,让无数村庄成了回忆的碎片。那些散落在时代角落的村庄,可能成了大多数人的心灵归依,却难以承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这让无数人感叹:“曾经以为最想要去的地方是远方,如今身在远方,却发现,最难回去的,是家乡。”

  随着“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这或许是值得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唐学仁

   奢望迁移

  在中连川乡套黄沟自然村剩下的4户人家中,34岁的黄连喜是唯一的年轻人。十年前,他和弟弟一同去新疆打工。现在父母年龄大了,黄连喜只得带着全家回到了老家照顾父母。每天早晨他都要骑摩托车将10岁的儿子送到6公里外的小学,晚上又得接回来。几年前,榆中县政府在川区空余地盖起了新农村,时尚的二层小楼吸引了许多向往搬迁走出大山的人。但新农村住宅十多万的价格对一个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黄连喜犹豫不决,对他来说这样的迁移很奢侈,只能在精神世界里向往。

  还有多少农村等着消失?似乎很难说清。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悲怆的农民工身后,那日渐荒凉、寂寞凋敝的村落,正在高楼大厦的阴影下消失。与之相伴的,还有留守儿童的无望与孤苦老人的无助。经历过城市生活的黄连喜有这样的认识,乡村消逝,意味着对城市提供支持的源头日益枯竭。

  但放眼城镇化大局,城乡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也无可阻挡。正如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教授张咏梅所说,“下山脱贫”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而告别的选择,看起来是无奈的选择,其实也是文明的选择。

  闲暇之余,黄连喜的父亲总会给他和妻子经常讲起村子以前的事情。那些关于声音的记忆,夜深人静时不断在黄连喜的耳边响起:邻居一边吆喝牲口,一边大声开着玩笑;小孩子们追打着,吵闹声搅破闷热的黄昏;远处的狗吠声,穿过村庄传到远方……

   被改变的生活

  对展玉忠来说,一天中最难打发的时间是收工后。

  这个家、甚至整个村庄实在太寂静。因此,在老伴生火做饭的时候,老展时不时故意让老伴用铲子敲打一下锅沿,以感知他们的存在。有时,他会突然吼上一句秦腔。看电视的时候,他会把电视的声音开到很大。有时,他还会把那台不离身的小收音机打开,听一会儿“刺激带劲”的歌曲。当电视机播放出《新闻联播》的结束曲时,展玉忠就习惯性地结束一天的生活:上炕睡觉。“晚上没事干,不睡觉还能做啥?”事实上,老展并不是一个容易困觉的人。要是搁在更早的过去,他很少在晚上10时以前睡觉。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老展偶尔也会冒一点诗意的话出来,“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子,人活着真的没有意义。吃饭睡觉,和猪有什么区别?”因此,他常常怀念从前某个热闹的午后,大家一起打牌玩乐。

  而在榆中北山的偏远山区,大部分村庄的境况和小岔岭村相差无几。

  已担任园子岔万羊村10年村主任的李宏彦说,万羊村、小岔岭村和附近柏木村的“空心”现象,并不是独有,这在榆中县十几个山区乡镇都存在,有些地方更为严重。园子岔乡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空心村”?没有做过统计,但李宏彦估计超过三分之二的村都是。在榆中北山的中连川乡撒拉沟村什字川社自然村里,曾流传着许多关于牛皮灯影的故事。但这个原本40多户人家的村子,现在剩下只有8户20多人,其中老人占了大半。随着年轻人的外出和有一半农户的搬迁,这个很具有悠久历史的自然村,在城镇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今空荡荡地藏匿于北山的沟壑。

   一生一师的学校

  过去的10年,伴随着城镇化的开始并深入,地处偏远山区的村庄在逐渐空心直至消失。

  榆中县民政局的一份关于农村老龄人口抽查证实了李宏彦的话。这份对全县268个行政村的抽查结果显示,“空心村”所占比例相当大,山区村庄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空心化。当地学生数量的锐减,便是村庄空心化的最好佐证。

  中连川乡中连川村小学是几年前依靠扶贫款建起的希望小学,校园面积不小,虽是上课时间,却没有读书声,冷冷清清,一个篮球架倒在操场上。教室很宽敞,但不见学生身影。课桌上灰尘很厚,黑板上遗留的粉笔字已模糊不清。在一间临时的教室,摆放着一张课桌。学生名叫黄雅雯,今年6周岁,上一年级,她也是全校唯一的学生(雅雯的父母也都在外打工,但她年龄小,只能在这个学校读书)。而张文孝也成为学校唯一的老师。一个学生一个老师构成了这个地处大山深处村庄的特殊图景。

  这只是生源流失的一个缩影。常住人口减少后,多地出现撤村并校。离家近的小学被撤,意味着孩子们要走更远的路到镇上、乡里上学。在当地撒拉沟小学,这里前年刚刚完成了撤并,该校高年级(3-6年级)的学生并入了孟家岘小学,原来有80多名学生的学校,现在只有1-2年级的12名小学生在这里上学。“现在很多农村人口都流动到城市去了,适龄入学的儿童也被带进了城市。”校长李秉承说,一方面是由于学龄人口的大幅减少,也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带走了部分学生,还有不少农村学校学生也转入县镇学校就读。

 编辑:[徐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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