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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一名乡镇公务员的困惑与坚守

来源: 每日甘肃网-兰州晨报  作者: 赵莉   2014-03-31 09:15  编辑: 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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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乡镇公务员的困惑与坚守

  制图/武亚新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公务员”这三个字几乎成了一个优越阶层和一种品质生活的代名词。然而,乡镇公务员,却似乎游离在与“公务员”头顶光环并不相符的另外一种生活里。

  “如果当时我没有考公务员,而是做了一名医药代表,也许不会比现在更好,但应该不会比现在更糟糕。”

  3月26日,在一片混沌的浮尘天气中,黄璟来到兰州。第二天是她在甘肃省委党校的研究生课程开课的日子,她专程向单位请了假来上课。在来兰州的头天晚上,她刚刚熬夜完成了一份责任书,两篇汇报材料,还有自己三天的学习笔记。

  安顿好党校的住宿后时间还早,看着窗外灰黄的天空,黄璟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决定出门,去学校附近的书店买几套会计资格证考试的试题资料,否则第二天开课以后就很难再抽出时间。

  通过会计资格证的考试,是黄璟给自己定的下一个目标,2013年9月,她刚刚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黄璟在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是药学专业,而现在,她是一名已经在基层工作了4年的乡镇公务员。

  “我经常会忍不住假设,如果当时我没有考公务员,而是做了一名医药代表,如今过的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也许不会比现在更好,但是,也应该不会比现在更糟糕。”黄璟说,如果时光真的能够倒流,她未必会再做和当初一样的选择。

  2010年5月,即将在华北地区一所医科大学毕业的黄璟,放弃了之前和一家知名制药企业签订的医药代表的就业协议,回甘肃参加了招录公务员的考试。当初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离父母近,更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人眼中的公务员都意味着工作稳定清闲,待遇好,对于女孩子而言更是一份非常理想的职业。

  黄璟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要下基层工作的,因此刚刚考上公务员时,这个24岁的女孩自以为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并对自己以后的事业充满了希望:扎根基层,踏实苦干,用自己的才能服务更多的人,同时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

  黄璟被分配到了全省条件最为艰苦的乡镇之一,她显然没想到当上公务员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食堂帮厨,因为食堂里只有一位师傅,要负责全乡六七十口工作人员的一日三餐显然力不从心,所以普通干事要轮流帮厨。

  “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刷锅洗碗,扫雪捡垃圾,这些都是小事,我早都想到了。”对于这些工作之外的“工作”,黄璟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唯一让她觉得难以忍受的,是乡上没地方洗澡,而她的工作既没有公休日,也没有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在正常情况下,单位每三个月会安排一次7天的轮休,但机会并不多,“去年整整一年,我们就安排了一次轮休。”这意味着黄璟在三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不能洗澡。对于她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极限式的挑战。

  “刚开始时实在受不了,每隔一个月我就挑个不忙的时间,请半天假,去县城洗个澡。”县城在乡政府70公里以外,为了洗澡,黄璟一个来回要跑140公里,但后来,连这种假也不好请了,不过她也慢慢习惯了,“三个月不休假就三个月不洗澡,半年不休假就半年不洗澡,习惯了就好了,反正在乡上大家都一样,谁也不会嫌谁脏。”

  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黄璟都在努力克服,只是工作上的落差,却让她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失望。每天的工作,不是接待办事的群众,就是调解村子之间的矛盾,还有劝和吵架夫妻、劝返辍学的儿童,拿着一块钱一支的早孕试纸去村子里给群众验尿做孕检,免费给群众发放避孕套等等,忙碌琐碎,不一而足。

  唯一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恐怕就是写材料了,各种简报、专报、责任书、计划总结以及县、市、省上各级检查的各种汇报材料。因为黄璟能力突出,工作认真踏实,她几乎做过乡政府所有岗位上的工作,包村干部、计生专干、司法专干、综治专干、党委秘书……每天白天包村下乡,晚上回到乡政府做材料,熬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有的事儿。“所有我做过的工作,几乎都是全县第一,有些即使不是第一,也从来没有出过全县前三名。”黄璟说。

  虽然如此,工作4年之后,黄璟还是原来的乡政府一名普通的干事,连后备干部库都没能进去,而当年和她一起考上公务员的同学,一部分调到了县上、市上、甚至省上,部分同学已经提了副科。

  “别人炫富是炫财产,我们炫富是炫对象。”

  买好复习资料,黄璟又去了一趟小西湖装裱一幅“花开富贵”的十字绣,那是准婆婆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婚期即将来临,黄璟对未来的生活却充满某种未知的担忧。“看到陈姐,我真的不确定以后的生活会怎样。”黄璟说。

  陈姐是黄璟的同事,也是室友,比黄璟大4岁,但是比她迟一年到乡政府工作。陈姐是生了孩子以后才考的乡镇公务员,当初以为工作稳定清闲,方便照顾孩子,但后来的现实却让她有苦难言。

  因为单位经常几个月都不轮休,陈姐见不到孩子也只能干着急,吃喝拉撒都由丈夫一个人边上班边打理。由于每天都是由丈夫接送儿子上下幼儿园,于是幼儿园里那些年幼的小伙伴经常问陈姐的儿子:“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呀?为什么你妈妈从来都不接你?”每每听到这样的问题,3岁多的儿子就哭着给妈妈打电话,于是儿子在电话那头哭,陈姐在电话这头抹眼泪,黄璟很想劝慰几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有一次陈姐的儿子从床上掉下来,头磕到床头柜上,送到医院缝了5针,陈姐请了假回家照顾儿子,可是第一天刚回去,第二天就又被叫回乡政府上班。还有一次,幼儿园要每个孩子交一张和爸爸妈妈的全家福,而家里恰好没有一家三口的合影。没有照片,儿子哭着不肯去上幼儿园,陈姐只好在天黑以后偷偷包了一辆车溜回县城的家里照相,然后第二天天一亮又偷偷回到乡上,就像做贼一样。

  黄璟把陈姐的故事讲给好友听,在兰州上班的好友不解地问:“下班以后回自己的家,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每到这时,黄璟就觉得无话可说。人们眼中的公务员形象太过优越,以致于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能理解,其实在基层工作的乡镇公务员,工作模式是“5+2”,“白加黑”,没有周末公休,没有法定节假,一年之中除了有限的几天轮休之外,其余的时间,根本没有上下班之分,“全天24小时都是公家的”,所以即使是晚上偷偷溜回自己家,也是不允许的。

  “结了婚以后就会有孩子,如果把孩子留在身边,就会让孩子失去城里良好的成长环境;如果把孩子送回城里给公公婆婆带,孩子就会和陈姐的儿子一样,被其他小朋友当做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黄璟说。当然,这些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黄璟也只能自己放在心里想想,一旦说出来,她在其他人的眼中就会变成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者是“炫富”的代表,因为对于更多的乡镇公务员来说,婚恋问题一直都处于某种困境之中。

  “别人炫富是炫财产,我们炫富是炫对象。”黄璟开玩笑地说。因为在乡镇,工作人员男女比例差别很大,女性本来就少,再除去那些已经结婚或者有对象的,剩下的女孩寥寥无几。而这些女孩为了更快地离开乡镇,往往更愿意选择县城或市里处对象,于是乡镇公务员中的未婚男青年们,只能组成“光棍帮”。

  当年和黄璟一起考上公务员的几个男生被分配在相邻不远的其他乡政府,从工作到现在,整整4年几个人都还没有谈过一次对象,每天看他们在QQ、微信上发布的信息,除了“找姑娘”还是“找姑娘”,“就像得了魔怔一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为数不多的乡镇女公务员就不存在婚恋困境,因为当她们想找县城、市里的男人的时候,县城、市里的男人们也想找县城、市里的女人。就在这样的错位和纠结中,黄璟最终选择了与自己同在一个乡政府的一名男同事,“就图他对我好吧,也没有条件再找更好的。”

  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压力繁重,而这一切并没有为黄璟换来外人眼中优越的待遇。参加工作4年来,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除了死工资之外,黄璟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所谓“高补贴”、“好福利”。

  “灰色收入?”黄璟呵呵笑了,“群众能大大方方地收下我发给他们的避孕套,已经是对我工作的莫大支持,难道他们还会再送我两个茶叶蛋吗?”

  黄璟觉得自己一直在一个困境里面,而更让她难过的是,她的困境似乎并没有多少人理解。

  参加工作半年,黄璟就意识到自己每天重复的工作,与曾经想象中的“优秀大学生在基层大有作为”的理想相距甚远,甚至开始浑浑噩噩地度日子。

  “我一定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黄璟想到的最好自我救赎的办法便是继续学习。于是,2011年,从未接触过相关法律知识的黄璟,买来了国家司法考试的教材,开始自学,直到2013年,第三次参加考试的黄璟终于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乡政府每天早上8时开始上班,她每天早上6时起床看书,然后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晚上其他人都休息了以后,她才有时间继续看书。

  2012年,黄璟考入甘肃省委党校读研究生,而在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之后,她现在计划再考取一个会计资格证。

  “一方面是害怕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样变得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我只有通过这种不断的努力,才能给自己创造一点希望。”黄璟说。当初之所以参加司法考试,就是为了多给自己铺一条路,她以为多一项技能就多一份资本,也就多一份机会争取更好的平台,因此废寝忘食地学习,直到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之后,却发现那仅仅是一个考试,并没有因此而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可是能怎么办呢?虽然学习了也未必会有机会,可是如果不学习,是一定没有机会的。”黄璟一边无比失望,一边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考试上,“现在好多单位都缺会计呢,考个会计资格证或许会有用吧。”

  黄璟觉得自己一直在一个困境里面,而更让她难过的是,她的困境似乎并没有多少人理解,很多人听到她讲述,第一反应便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有些人则更直接地反问:“既然你的工作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辞职?”

  不是没有想过辞职。去年冬天,黄璟在乡上得了感冒,乡卫生院没有医疗条件,又请不到假每天跑70公里去县城治疗,严重的咳嗽持续了半个月,最后引起了肺部感染,才被批准回家治病。回到家后,黄璟彻底崩溃了,她大哭大喊着要辞职,年迈的父亲沉默不语,满头白发的母亲则跟着黄璟一起抹眼泪。

  “如果当时就凭着那一股冲动辞掉了,不知现在会是什么状况。”黄璟说。但是在冷静下来之后,她又退却了:“辞了职,我能干什么呢?本科时候的专业已经被扔掉4年了,再捡起来困难重重。去企业打工,我连应届大学生的优势都没有,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是还愿意从一个比较低的起点起步,而我呢?论技术没技术,论经验,也只有写材料的经验,可是,我却不愿意和他们一样,接受一份一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工资。从头开始奋斗,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黄璟说,“眼看着父母在不断老去,物价在不断攀升,房价居高不下,而我自己很快也会有孩子,抚养教育成本不断激增……种种现实生活的压力,让我没有勇气放弃现在的工作,将自己放置在一份从零起步从头开始的动荡不安里,所以,生活也就失去了另一种可能。”黄璟晃了晃手中的复习资料,“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让自己努力地向上生长,向上仰望,也许终有一天,能看到更美的阳光。”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黄璟为化名)

  -本报记者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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