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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故事】1933年,榆中诞生西北抗日义勇军

 2015/08/08/ 06:06 来源:每日甘肃网-兰州晨报

  讲述人:岳兴文榆中本土历史文化研究者

  西北抗日义勇军曾经用过的窑洞

  义勇军的关防

  乡亲们介绍当年的情况

  西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之一贺晋年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东北人民已经成立抗日义勇军,我们也要成立抗日义勇军,跟全国人民一同抗日……”1933年3月,榆中园子岔,一个破旧的窑洞前,李慕愚激情四溢,发表了演说。

  这是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的瞬间。李慕愚的演讲队员们欢呼赞成,随即贴出了盖有“西北抗日义勇军”关防的布告。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逐渐兴起。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中共甘宁青特委的工作中心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开展武装斗争。甘宁青特委决定在靖远组织一支抗日武装,以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农政权。

  甘宁青特委的初步计划,以靖远起义失败后潜伏起来的游击队员为基础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由靖远起义失败后隐蔽在宁夏的王儒林负责组建工作。同时特委通过葛霁云、续范亭、杜汉三、邢肇棠等人关系,为王儒林谋得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头衔,公开在靖远招募新兵。1933年2月,王儒林、李慕愚等十多人在靖远北湾成立了办事处。一时间,散落在各地的游击队员、抗日志士纷纷响应。短短一月,就招募到了400多人。

  3月中旬的一天,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榆中园子岔成立了。

  如今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园子岔留下了哪些故事呢?

  王儒林来了,北湾的社火送到了招募点

  园子岔是我的家乡,我从小就听过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后来,知道东北有个抗日义勇军,就经常想,我们西北怎么也有个抗日义勇军。这个谜团直到最近才渐渐揭开了。这也算是圆了一个我儿时的梦吧。

  上世纪三十年代,王儒林在靖远一带的名气非常大。,王儒林是靖远县糜子滩人,参加许多革命活动。当王儒林、李慕愚和前陕甘工农红军的骨干吕振华、史悟亭十余人在靖远北湾设立招募办事处开张那天,正是正月十五,街头的社火尚未散去,听说闻名遐迩的王儒林来时,人们专门将社火送到招募办事处。此时,在皋兰北山、靖远、海原、古浪、会宁一带潜伏的游击队战士纷纷前来会合。

  在北湾活动近一个月,就召集到200多人。随后,队伍转到了靖远、榆中两县间的西塬园子岔。王儒林他们为何要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呢?

  当地老年人说,这园子岔到靖远平堡的蒋家岭是三不管地界,靖远、榆中、皋兰都管不着。且义勇军在当地也有比较好人脉,园子岔阳洼大堡子庄园里的魏汉杰是王儒林的同学。平堡金下村的武振华在园子岔一带有不少亲戚,还和园子岔的滕维兴等人是平堡完全小学读过书。

  从地形上说,园子岔一带正好在山顶,而且周围有三四路可通。尽管所谓的路,只是能供两三人并排行走的小路,但这也足够为义勇军提供撤退的通道了。再则,园子岔属于榆中北山地带,是二阴地区,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产粮相对稳定。

  3月中旬,中共甘宁青特委指示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的地点就选在了园子岔阳洼大堡子庄园里的魏汉杰的家里。而王儒林则把义勇军的总指挥部设在了西塬园子岔魏汉杰家的堡在庄园里。

  有人曾回忆说,义勇军成立的那天,将一面有镰刀斧头图案,写着“西北抗日义勇军”的红旗插在了堡子庄园西北角的墙堡上。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甘肃建立抗日救国的第一面红旗。

  当时义勇军将士就住在这一带。有滕作赢(人称滕八爷)家、田家等人家的窑洞里都住着义勇军的队伍。而在离园子岔不足五华里的魏家小岔上大路的腾家店,店主滕有仁是一个读过两年私塾的思想进步青年,他把旅店和家中场院的一孔窑洞腾出来也让义勇军的队伍住。王儒林等人在园子岔和魏家小岔两个地方来回做宣传抗日的工作。

  当时,人们抗日热情高涨,还邀请著名篆刻家陈鼎用古拙的篆体刻出了“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陈鼎字少亭,为陇上著名篆刻家。关防是古代临时性差遣官员所用印章,形状为长方形,其实是正方形印的一半,官员接到临时性差遣外出,只拿一半印,另一半留在公署,以备查验。

  西北抗日义勇军由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

  义勇军成立这天,政委李慕愚向三四百队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随后,义勇军按照大队编制,下辖三个中队,杨得胜(藏族)任大队长,吕振华、孙绍堂、王丕荣(即古浪人王克宽,他带来四五十人,十多匹马)分别任一、二、三支队队长。另外有一个侦察小分队,武振华任队长。

  这支抗日队伍算是风风火火地成立了。

  开仓放粮,宣传抗日,帮群众度春荒

  此时,义勇军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出声势。于是,他们利用甘肃绥靖公署给他们“自行解决粮草”的许诺,在园子岔一带公开进行活动,召集民众宣传抗日。在宣传中民众逐渐觉醒了。

  我们园子岔一带很多人都是义勇军的支持者。滕作赢的儿子滕明昭、魏家小岔的周占华还参加了义勇军。滕明昭给义勇军驮运子弹,也为他们站岗放哨。周占华不仅给住在魏家小岔腾家店和滕有仁家中的义勇军站岗放哨,还帮着居住在他家义勇军联络参谋郝新亚传递信息。

  不久前,我们在园子岔调查时,还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它或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变化。

  园子岔附近有个牛人,仗着家里有地、有粮,使唤着几个长工,还有几个跟班的,经常做些横行霸道的事。用以前的话来说算是恶霸地主。他家里养着一头走骡。这人喜欢骑着骡子四处炫耀。那时,大部分人家的光景都不好,见了这位,难免要弯腰低头,有些人就直接跪下了。

  一天,他骑着骡子张扬而过,就在这时,山路边一个小伙子,没有给他下跪,这家伙就很牛地说,这娃娃,见了老爷,怎么不跪?牛人很不满意,扬言要收拾这个小伙子。果然,第二天牛人带着几个随从来了。

  不过,这个姓魏的小伙子也不弱,他手持铁链枷,三下两下就将牛人的护卫冲散,随即将牛人打倒在地。这下可闯祸了。少年随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咋办?他想起在园子岔活动的那支队伍,赶紧翻山越岭,去找那支队伍。

  小伙子要找的队伍就是西北抗日义勇军。义勇军闻听此事后,很快就派人去将“牛人”控制了起来。这时,节气已到了春耕时节,也是青黄不接时,义勇军决定开仓放粮,解决乡亲们的吃饭和种子问题。这下,周围乡亲们的热情高涨。随后义勇军又将另一个恶霸地主处决了。

  听到义勇军开仓放粮的消息,靖远平堡、北湾、蒋滩、金家园等地人们都来了,人们赶着毛驴,背着口袋,前来分粮。老人们回忆说,分粮的人流绵延了十几里,足足用了三天才把粮分完。说起这些来,乡亲们至今还记得当年的热潮。

  三省围剿,起义失败,但抗日的火种并没有熄灭

  这一下,抗日义勇军的名气大震。周围的乡亲也逐渐成为义勇军的支持者。队伍逐渐发展到了400多人,扩编为骑、步两个大队。甘宁青特委也派了军委书记孙作宾到义勇军加强领导。为更大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甘宁青特委决定,在兰州党组织基础深厚,条件基本成熟的驻军中发动兵暴。

  1933年3月底,特委在兰州印侬轩照相馆召开会议,计划在孙蔚如军官学校、邓宝珊学兵队、水北门驻守排等地方,拉出四五个连队,参加义勇军。这就是兰州兵暴。

  后来,只有水北门起义成功,有的只有少量人响应。水北门起义队伍在贺晋年的带领下,成功抵达皋兰后长川。不久后和从园子岔来的队伍汇合。随即,义勇军就转移到了皋兰红砂岘休整。

  抗日义勇军的巨大声势,震动了敌人,尤其省会兰州的水北门起义,对国民党震动很大,蒋介石命令兰州驻军和青海、宁夏联合围剿。国民党东路交通司令部的袁福昌骑兵团、宁夏冶成章105旅、青海马步青部驻永登马二虎的黑马队,以及绥靖公署张绍武骑兵连,驻靖远新十旅李贵清部乔维骑兵营,从四面八方向义勇军扑来。

  1933年4月,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皋兰武川红砂岘(今属白银区)被“三省联军”集中的优势兵力包围。

  当时,王儒林在前山、孙作宾、李慕愚在后山指挥,战斗从清晨打到午后,抗日义勇军最终弹尽粮绝,200多人牺牲,孙作宾、李慕愚等36人被俘,王儒林、贺晋年等在义勇军指战员的掩护下逃脱。被俘的孙作宾、李慕愚由中共甘宁青特委通过多方营救获释,史悟亭、吕振华、郝新亚、崔仰亭、李培青等被国民党当局残忍杀害。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终归失败。前前后后,西北抗日义勇军先后有300多人牺牲。

  西北抗日义勇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影响并没有消失。靖远、榆中、皋兰等地民众认识到了抗日救国重大意义,后来当地有一批人参加了红军队伍,更有一大批人通过兰州八办,到了抗日最前线。

  无论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他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没辜负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文/图本报首席记者王文元

  (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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