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公元366年的开窟鼻祖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一天,敦煌鸣沙山东麓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是莫高窟开崖建窟的锤音。发出这声回响千年锤音的人,正是被誉为莫高窟创始人的乐僔。可惜“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初创期的洞窟已不可考,现存最早的洞窟是公元430年左右北凉时期修建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在《漫话敦煌》一文中这样写道,憾惜之意甚浓。

背景,丝路重镇酝酿艺术沃土

敦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却在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石窟群,盛开出莫高窟这朵怒放的艺术奇葩,闪耀了千年,璀璨了世界。种植、浇灌这朵奇葩的伟大艺术家是僧人、是供养人、是无数无名画工,更是——历史这位“巨人”。“乐僔在三危山开窟看起来是偶然的,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说。

价值,永远翻不完的百科全书

对于很多人来讲,莫高窟是值得“膜拜”的存在。
但有一句话,很适合莫高窟——价值,不在于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莫高窟的魅力来自洞窟里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及其反映的多姿多彩的佛国世界,还有洞窟投射出的厚重历史。

早期营建,敦煌渐成佛教都会

早期洞窟为“禅修窟”,是禅僧苦修的地方,令人震撼的精美壁画和彩塑不多。北凉时期的第268窟就是一个典型的禅窟。这是一个高1.5米左右的小型洞窟,中央是一个宽不足1米的过道,过道两侧的南北两壁各开两个方形小禅室,仅能容身,内有隋代补画的千佛。

盛世敦煌,佛国迎来“黄金时代”

由于皇帝倡导扶持,佛教迅速繁荣。隋朝短短的38年间,仅在莫高窟就兴建洞窟70座,有不少还是大型洞窟,这生动地反映了隋朝雄厚的经济基础。而隋朝对西域的“开放”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富有西域特色的人物形象颇为常见。

极盛而衰,辉煌之后悄然落幕

公元1227年,敦煌进入蒙元时代。敦煌虽经济发达、安定富足,但寺院比石窟更流行,所以现存元代石窟仅10来个,画有千手千眼观音像的第3窟则成为敦煌晚期壁画艺术的代表之作。

 明代以后,敦煌石窟艺术几乎是空白。所以,一般来说,敦煌石窟的艺术史到元代便告结束。

意外发现,震惊中外

莫高窟名闻世界的源头,则来自于一名道士王圆箓的意外发现。   王圆箓是出生于陕西的湖北麻城县人,因家乡连年灾荒,被迫外出谋生,后流落至酒泉入道修行。大约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走进莫高窟,感慨莫高圣境为“西方极乐世界,

疯狂掠夺,令人痛心

1907年3月,听说藏经洞消息的英国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以四块马蹄银(约二百两)从王圆箓处换得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此后,西方窃贼接踵而至。

功过是非,尚无定论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的种种行为,业内人士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历史罪人论”,一种是“无知黑锅论”。

历史地看,藏经洞发现之时,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国人政治意识上无暇顾及,文化观念上缺乏认知,经济实力上捉襟见肘,致使敦煌文物惨遭轮番掠夺。

早期营建,敦煌渐成佛教都会

早期洞窟为“禅修窟”,是禅僧苦修的地方,令人震撼的精美壁画和彩塑不多。北凉时期的第268窟就是一个典型的禅窟。这是一个高1.5米左右的小型洞窟,中央是一个宽不足1米的过道,过道两侧的南北两壁各开两个方形小禅室,仅能容身,内有隋代补画的千佛。

盛世敦煌,佛国迎来“黄金时代”

由于皇帝倡导扶持,佛教迅速繁荣。隋朝短短的38年间,仅在莫高窟就兴建洞窟70座,有不少还是大型洞窟,这生动地反映了隋朝雄厚的经济基础。而隋朝对西域的“开放”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富有西域特色的人物形象颇为常见。

极盛而衰,辉煌之后悄然落幕

公元1227年,敦煌进入蒙元时代。敦煌虽经济发达、安定富足,但寺院比石窟更流行,所以现存元代石窟仅10来个,画有千手千眼观音像的第3窟则成为敦煌晚期壁画艺术的代表之作。

 明代以后,敦煌石窟艺术几乎是空白。所以,一般来说,敦煌石窟的艺术史到元代便告结束。

一张布告,宣布文物国有

据著名敦煌学者孙儒僩文章记载,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九层楼北侧张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莫高窟已收归国有,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要加强保护,不得破坏。还要求参观者不得在壁画塑像题写刻画,不得在洞窟生火住宿、嬉戏打闹等。“这一张布告结束了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为石窟保护开创了人为管理的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清理流沙,不是一件易事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莫高窟流沙堆积,尤其是靠近鸣沙山的南端石窟,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或封堵窟门,或流入窟内破坏壁画塑像,或封堵洞窟之间的通道,使得进窟难,上下洞窟更难。   据说,张大千为上第161窟搭了个蜈蚣梯。结果,上去后不敢下来,只好等人来救援。

摸索借鉴,开创修复先河

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大约按10∶1的比例,将一种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黏合剂,再用一支粗针管顺着起甲壁画边沿缝隙滴入、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

哭泣的艺术,谁能给我一个安全的家

风引起的沙害,不仅会填没洞窟,还会对洞窟的珍贵壁画造成磨蚀;雨水则可能汇集成洪水,直接灌入洞窟造成劫难;而经年累月的风化、水蚀,虽然不起眼,却如同刀削般一点点、一层层地剥蚀,使莫高窟洞窟崖体本身越来越薄,再加上地震等地质灾害,若不及时防治,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病害。

试验性加固,探索良方体现“国家责任”

1954年6月28日,文化部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函指出:“首先应明确认识,保护敦煌石窟不使其遭受任何损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石窟本身由于地质关系已时有崩塌的危险,风沙雪水正不断地损坏着壁画和雕塑,因此继续做好及时的抢修工作仍是必要的。”

“家”只会更好,石窟保护永远没有句号

“现在已很少修修补补了,精美艺术已经有一个安全的‘家’了。”苏伯民告诉记者,2000年以后,敦煌研究院继续通过裂隙灌浆、表面风化加固、铆固法等措施实施崖体加固,加之保护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保持了石窟崖体的“原貌性”,即便遭遇暴风沙、暴风雨,也依然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结束”。

清理积沙

“自乐僔开窟以来,就面临风沙问题。而风沙对莫高窟的危害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有清沙功德碑为证。”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汪万福告诉记者,莫高窟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姆塔格沙漠东南缘和鸣沙山东麓,又因其独特的风沙运动规律,较一般沙漠区更具危害性,已严重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

综合治理

1989年,开始在窟顶崖面附近进行“化学固沙”试验。1993年,著名敦煌学者李最雄等成功筛选出以PS物质为主的化学固沙材料,有效防止了对洞体的进一步风蚀。   1992年和1993年,敦煌研究院还引进滴灌技术,选择梭梭等耐寒抗旱的沙生植物,尝试植物固沙试验,但由于规模小,林带内积沙严重,滴管设备常被流沙掩埋。

构建体系

截至目前,在莫高窟窟顶依次建立了长6000米的高立式栅栏“阻沙区”,设置了100多万平方米草方格、10万平方米沙生植物、160多万平方米砾石压沙带组成的“固沙区”……以固为主,固、阻、输、导结合,以工程治沙、化学治沙、生物治沙三种措施构成的“六带一体”综合防护体系雏形出炉,也让只听“风话”的流沙开始乖乖地听“莫高人”的话了。

应急施医,抢救濒危壁画

1955年发表的《敦煌石窟调查报告》显示:莫高窟有病害的洞窟多达250余个,超过半数;其中,壁画病害面积约4千多平方米,为现存壁画的10%。而对壁画危害最严重的病害有龟裂、起甲、酥碱、变色、发霉、虫鸟鼠伤等自然因素,也有油渍烟熏、题字刻画、胶粘揭取等人为损害。

科学研究,防止“旧病复发”

一系列国际合作,使得“莫高人”对壁画保护的认识不断深化,技术不断完善,不仅理清了壁画创作的一整套流程,还基本查明了酥碱、空鼓等病害的主要原因。同时,研究出脱盐、灌浆等成熟的壁画治理修复技术,“这就相当于,莫高窟保护从‘中医’转向‘西医’,不仅治病,还着力研究病理。”

预防保健,造福子孙后代

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洞窟监测、游客调查等评估分析,于2013年5月确定直接影响各洞窟每日游客承载量的5个关键参数:即25人至30人的参观组人数,为讲解员在洞窟中讲解和管理游客所能承担的上限;每平方米2人的实体容量,为洞窟内可接受的实际容量限度;13平方米的洞窟大小,即洞窟可容纳一个25人标准参观组的最小尺寸为13平方米;平均8分钟的洞窟参观时间。

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随着中国与世界旅游市场的繁荣与旅游经济的发展,莫高窟迎来了大批中外游客,游客数一再攀升。1999年、2001年、2004年和2006年,莫高窟游客从20万到30万再到40万人次,再一跃至50万人次;2011年,达67万人次,2012年达80万人次……

预约参观,探索开放模式

“莫高窟旅游开放在带来巨大效应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樊锦诗从莫高窟洞窟情况和开放情况两方面作了详细分析。对策,则是一系列“组合拳”:法制建设+规划制定+国际合作+游客承载量研究+适度利用+展示讲解+预约参观+游客调查+宣传教育……

数字+实体,开创丝路亮点

试运行的“数字体验+实体洞窟”的双重参观模式,不仅并未如外界传言“莫高窟实体洞窟不再向游客开放”,而且实际参观洞窟数在旺季保持8个,淡季则增加到12个;与此同时,通过“导流削峰”,将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由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达到文物保护、游客承载量和游客文化体验提升的多赢效果。

保护第一

“保护不了,研究什么,传承什么,又弘扬什么?”樊锦诗说,莫高窟不仅珍贵稀有,还脆弱易损,一旦破坏,将不可再生,永远消失。其实,樊锦诗少说了一句话——“保护不了,又开放什么?”难道让千里迢迢慕名而来的游客看破败不堪的洞窟,看风烛残年的塑像,看千疮百孔的壁画?

科学开放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开放,我们决不关门做保护”,樊锦诗肯定地说。壁画保护是世界性的难题,无论病后救治、修复,还是积极建立健全预防性保护体系,目标从未改变——既竭尽全力保护,不让莫高窟成为历史的美丽记忆;又想方设法,辩证地处理好保护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让游客更好地体验莫高窟的神奇魅力。

平衡界点

保护,还是开放?一直以来似乎是一场非黑即白的博弈。敦煌研究院希望保持日游客承载量6000人次,将洞窟引起病害的各项指标控制在安全值以内;游客期望莫高窟“尽情敞开”,当地政府更是希望莫高窟成为“揽金高手”,成为GDP不断提升的高速引擎。但实际上,真正的平衡界点,或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理念与意识上的平衡、一致与统一。

早期临摹,敦煌与画家形成亲密关系

早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著名画家李丁陇就只身来到莫高窟,临摹壁画百余幅,成为第一个到敦煌探宝的国内画家。据说,仅千姿百态的手势,他就记下了几百种。
  张大千看到李丁陇的画“妙不可言”,于1941年5月踏上敦煌之行,耗时两年半,临摹了大量敦煌石窟壁画,并通过展览让敦煌艺术宝库广受瞩目。

不断发展,敦煌壁画临摹学渐成轮廓

经过70多年不断继承、总结、创新的发展过程,敦煌壁画临摹从早期“注重气韵生动”的单幅壁画经典表现,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重心转向“注重历史信息丰富性和富有墙壁质感”的整窟临摹,呈现出有体系、有师承的完整性,“更关键的是,造就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壁画临摹学。”

源流一体,创作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临摹是一种学问。”敦煌研究院第二代“掌门人”、“文化巨子”段文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通过临摹对敦煌壁画技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著名敦煌学者史苇湘则根据自己多年的临摹实践与体会,提出“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指出敦煌壁画临摹既不是简单复制,也不是一般写生绘画。两人共同认为“临摹不是目的,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

初创档案,记录最原始的关键信息

莫高窟的价值极高,莫高窟一点一滴的信息都是“彰显其价值不可或缺的基因库”。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敦煌研究院就已开始着手敦煌石窟档案的建立,但因人力、财力等限制,时断时续。到了上世纪80年代,张伯元专职做档案工作,他在文章中说:“档案工作本身就是一件枯燥无味的苦差事,成天忙乱于纸、笔、墨、砚的圈子中。”

艰难探索,奠定数字敦煌扎实基础

“2006年是个分水岭,之前是初创探索期,之后是飞速发展期。”吴健说,敦煌研究院于2006年成立数字中心,2014年更名为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标志着从单纯的工程项目跨越到数字化的研究,无论技术、学术,还是团队建设和成果都有了飞速发展。“但前期的艰难探索同样重要,为数字敦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数字敦煌,让千年瑰宝“青春永驻”

2014年8月28日,在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展出的“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首次运用数字化手段,逼真再现古老敦煌的神韵与魅力。
  这是“备份敦煌”漫长道路上的“试金石”。2016年5月1日,经过20多年的数字化进程,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跨越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朝代的30个经典洞窟首次亮相互联网,向全球开放。

早期传播——小荷才露尖尖角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他是敦煌藏经洞受劫掠的罪魁祸首。但斯坦因的到来,也使偏居西北一隅的莫高窟第一次响起了照相机的快门声。
  随后,伯希和、奥登堡等陆续到达敦煌,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大量莫高窟的照片,在很大意义上,为当代提供了20世纪初莫高窟全面、系统的图像资料;敦煌,这个名字,也随着这些探险家的足迹和照片的问世走向世界。

多维传播——飞入寻常百姓家

“数字展”“网络体验”“手机APP”……一切可能的途径都被敦煌研究院“拿来”,在敦煌与世界间、在神坛高庙与寻常百姓间搭建“同频共振”的磁场,让“敦煌”走得更远,让“莫高”与大众更近。

数字敦煌——天下谁人不识君

  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网址:www.e-dunhuang.com),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及全景漫游。这标志着千年莫高脚踩数字与科技的“风火轮”,从地处西北的“神坛庙堂”瞬间走向海内外的大千世界。

痛苦流失,敦煌文物“身首异处”

这些珍贵的文献文物,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因此,藏经洞的发现被誉为上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可惜,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也是一把双刃剑。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这些宝藏的灾难也便降临了。

齐力拯救,奇珍异宝“魂归故里”

此后,先有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学者,编辑出版了《鸣沙石室艺术》《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等书,后有刘复、胡适等一些游学欧洲的学者怀着满腔的爱国赤诚,通过各种途径,将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走的敦煌遗书抄写或翻拍下来,再带回国内进行研究。

虚拟回归,换种方式“团圆合体”

敦煌研究院完成550余件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同时,与国外收藏机构陆续商谈,率先获得法国逾400G的敦煌遗书数字资料,为有计划地进行流散于国内外敦煌遗书的数字化整理和更多敦煌文物的数字回归“开了个好头”。   
  无论何人,身处何地,登录IDP网站(http://idp.nlc.cn),即可搜索查看已经上传至IDP的“敦煌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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