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甘肃日报》的不了情缘

【甘报故事 《甘肃日报创刊70周年征文》】

我与《甘肃日报》的不了情缘

　　许维

　　《甘肃日报》今年已经70岁了，这份覆盖陇原大地的报纸，是我为之燃烧青春岁月，引我跋涉人生长路的精神家园。

　　49年前暮春的一天，我正在平凉草峰原畔的一块农田里同社员们一起干活，公社里来人通知说，要我回住处收拾行李，尽快去省农宣队总部报到。我们六九届大学生是1969年毕业离开学校，集体参加省农宣队到农村接受锻炼的。我被分在了平凉县草峰公社盘龙大队，每天同社员们一起清晨下地干活，夜晚开会学习，已经没有太多的企盼，觉得这已是最好的前程了。怎么突然间通知要尽快赶回省农宣队报到，会不会又要被发往更边远的地方？怀着忧心忡忡的思绪两天赶回兰州，又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找到省农宣队办公室，没想到的是，办公室的同志竟递过一份工作调令函件，并微微笑着说：“去甘肃日报社报到，祝贺你！”

　　甘肃日报社，这是我做梦都不敢奢想的工作单位，这样好的事怎么能降落到我的头上？莫非是在梦中？我再看看手中的介绍信，方知并非梦里，便轻声说了句谢谢，急忙转身走出那栋办公楼，满怀喜悦地直奔白银路47号。站在门首镶嵌着毛主席题写的“甘肃日报社”几个红色浮雕大字的大门前，迟疑了片刻，我便攀上依山而建的层层台阶，在一座漂亮的两层西式小楼里报了到。几天后，就在那座心仪已久的古典式编辑部大楼里上班了。这是报社第一次从在农村锻炼的大学生中选拔编采人员，共选调了23名大学生，我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背景，事先也没有听到任何信息，竟成为23名“幸运儿”中的一员，一起幸运地跨进了甘肃日报社的大门。

　　报社有一个革命老区带来的好传统，不论总编辑还是普通编辑记者，都互称老刘、老田，小张、小王，年龄相仿则直呼其名。我被分配到政文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文艺部老主任周顿老师指导下编辑副刊稿件。他是一位散文家，曾主编《百花》副刊，受到冲击，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又张罗着办起了《春风》副刊。大家都叫他老周，我也跟着叫他老周，尽管他后来做了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我们见了面还是称他“老周”。周老师为人正直真诚，对办好副刊既热心又尽责，他要我们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先把来稿中有基础的作品挑选出来，再一篇篇字斟句酌，精心修改，奉献给读者。有时候偶然发现一篇有新意的稿件，他会高兴得敲起桌子。

　　在注重发现、培养青年作者的同时，周顿老师还列出了一份全省著名作家的名单，要我分别打电话向他们约稿。许多老作家在接到电话后都很愉快，并且纷纷惠赐新作。基层作者的来稿也不断增多，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呈现出了一派“春风吹又生”的喜人景象。记得一次，一位青年作者的一篇散文被英文版《中国文学》译成英文转载了，周老师兴奋得举着那本《中国文学》，从一楼的资料室一直高喊着爬上三楼，来到我们的办公室，逢人便指着译文最后标注的“原载《甘肃日报》”的英文字样，反复讲述，天真得像个孩子似的，真比他自己的作品获了大奖还高兴。

　　之后的年月里，我下过礼县永坪农场，驻过甘南州记者站，并先后在编报室、记者部、文教部、经济部和《甘肃农民报》工作，多次行走河西，漫步陇东，奔赴山乡村舍、草原牧场采写新闻，足迹踏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1995年，“周末版”改为专刊部，负责编辑“社会周刊”“百花”等多个专刊、副刊，我在经历了一个报人应该经受的各种历练后，又同一帮朝气勃勃的年轻人一起，开始了新时期的专刊、副刊编辑工作。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我又想起周顿老师给我的教诲，同年轻的同仁一起，坚持“副刊不‘副’”的办刊理念，围绕中心工作，策划、组织、发表了大量反映甘肃改革开放成就，弘扬甘肃历史文化的优秀作品，受到了新老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社会周刊”和“百花”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一方天地，办刊经验先后被分别载入1999年和2003年的《中国新闻年鉴》。专刊部也被授予“甘肃省十佳新闻集体”称号。

　　2005年8月，花甲之年的我，清理完办公室电脑里的文档，告别了那座曾经朝夕相处的编辑部大楼。刚进门时是个小记者，临出门时成为老编辑。几十年岁月一晃而过，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流失的时光染就的一头银发和人生路上留下的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难得临退休时报社为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座谈会，众多新老同仁济济一堂，忆昔抚今，为我祝福。后来听说，那是《甘肃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为一个老编辑举行的座谈会，这倒让我深感歉疚和惶恐，深感承受不起。

　　如今虽已退休多年，但几十年中养成的读报习惯没有变。我仍坚持每天的报纸逐版翻阅，每期的“百花”品读浏览。我觉得如今的副刊比我们那时的副刊内容更丰富，品位更高雅，版面更清新。这份渗透着几代报人共同心血和汗水的《甘肃日报》，与我结下了割舍不了的深厚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