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兰大人】忆郑国锠院士：先生虽离别 精神永长存

江隆基先生、郑国锠先生在甘肃省民兵比武大会上（1965年3月）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李杨

　　时光回溯，1951年4月中旬，学成归国的郑国锠先生一家三口乘火车离开上海，舟车辗转到达西安，然后乘飞机抵达兰州。坐在当时进城唯一的交通工具——马车上，一路摇摇摆摆、晃晃悠悠，伴随着嘚嘚的马蹄声走进萃英门内的兰州大学。而这一待，就是一辈子……就在这里，郑国锠先生成为了中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就在这里，郑国锠先生传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4月3日上午，记者在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郑国锠先生的三位学生——王崇英教授、郭光沁教授、牛月副教授共同回忆与先生在一起的那些故事。

郑国锠先生（左一）与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

　　王崇英教授：先生精神 影响我的一生

　　“1978年9月，我成为了郑先生的研究生，郑先生对科研工作的一丝不苟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影响着我们，并贯穿在我们的工作当中……”62岁的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崇英教授是郑国锠先生的弟子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后兰大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说起和郑国锠先生的故事，王崇英教授记忆犹新。

　　“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王崇英教授回忆说：“每天早上8点钟我们开始工作，但在此之前的半个小时，我们必须对实验室卫生进行认真的清洁。郑先生说过‘用显微镜观察的工作环境，一定要做到一尘不染。’每天7点50左右，先生会踩着有力的步伐准时来到实验室（初识先生时，先生虽已过花甲之年，但走在实验室的走廊里，那特别有力的脚步声，让我们很容易辨认），随之先生会到每一个实验室查看，还会用手检查实验台上是否留有灰尘……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师正在实验室清洗显微镜使用的载玻片和盖玻片时，先生来到了实验室，发现水槽中有一片破损的盖玻片，当时就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这片仅为0.17毫米的盖玻片属于进口的实验用品，国内尚不能生产，因此在工作中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每个实验用品。’……作为郑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我们每个学期要写五六份的文献报告，先认真研读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相关论文，然后总结成读书报告并交予先生。郑先生会认真审阅我们的报告并与我们进行讨论，甚至会对报告中出现的文字不通顺或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等问题一一指出……先生这种认真执着、严谨治学的态度影响着我未来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秉持先生对待科研的精神，在我们后来的工作当中，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并把先生的精神传承给了我们自己的学生。”

　　“先生潜心育人、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在王崇英教授的印象里，“先生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当中，而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极其简单。郑先生有一件浅米色夹克衫，穿了差不多有十年之久而不曾舍弃。在先生耄耋之年，仍坚持用一柄手持放大镜阅读文献，审阅自己所指导学生的读书报告和论文，直到后来这柄放大镜的手持镜腿断了之后，先生依然用胶布缠好断腿继续使用着……郑先生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教事业。先生在教学科研中对学生悉心指导、严谨求实的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不忘初心、潜心育人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郑国锠先生（左一）在做实验

　　郭光沁教授：慕名求学 受益终身

　　“我可以说是跨专业考到郑先生名下的研究生，”55岁的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郭光沁教授是兰州大学1984年的硕士生，因为仰慕郑国锠先生的治学，考入先生名下成为其学生之一。

　　“先生是我们非常仰慕的人，虽然我当时已经成为先生的学生，但依然感觉到‘高山仰止’，直到一件事的出现，才让我感受到先生那科学严谨而又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郭光沁教授向记者诉说着：“当时我有一篇论文选题，因为刚从本科进入研究生阶段，不知道如何去做科研，就觉得非常迷茫，无从下手，直到一天晚上和同级师兄一起前去郑先生家中。当聊起论文的事情时，先生看出了我的迷茫，并没有直接给我解答这个问题，而是非常亲和平稳地给我分享着他自己的一些求学经历和科研故事，最后慢慢转入我的问题上来，帮我分析问题在哪里，关键是什么。当时听着先生的教导，顿觉豁然开朗，看清楚了该如何解决所面临问题的途径。那天晚上的经历，打造了我自那以后的人生观——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急躁，要善于分析，找出主要矛盾，从而解决问题。”

　　“让我牢记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概2010年左右，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新研究生入学。先生当时已九旬高龄，但依然坚持亲自到场给新生讲话。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先生当时并没有去说一些通常的套话，而是给新生们讲了一个寓言——有一个年轻人带着行囊过河，行囊里装有金钱、名誉、地位、亲情、爱情、诚信等。船夫考虑船所能承载的重量，要年轻人丢掉些行囊里的东西。年轻人舍不得丢弃金钱名誉地位等，就把诚信扔到了河里。船摆到一半时，船夫改变了行船路线，年轻人愤怒地指责船夫没有诚信，而船夫却心平气和地回答道：‘一个已经抛弃了诚信的人，我已经没有必要诚信对他！’可以感觉到，先生对于年轻人注重的不是外在的指标、论文如何之类，而是将诚信做人放在了首位。”

郑国锠先生在资料室查阅文献（1998年12月 兰州）

　　牛月副教授：先生寄望 牢记于心

　　“我是兰州大学2003级的本科生，2007年推免进入郑国锠院士实验室成为先生的一名研究生……”35岁的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牛月副教授，是郑国锠先生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那一批。在牛月副教授的记忆里，郑国锠先生不仅仅是一名教学严谨的老师，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

　　“当时本科入校时，郑先生已临近90岁高龄，但每年新生开学典礼上都会去榆中校区作报告，去鼓励刚入校的本科学生，不要去追逐名利，要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求学。”牛月副教授回忆说：“郑先生在报告过程中，讲述着自己的求学经历、回国经历和科研之路。而我们见到郑先生的时候，除了兴奋，更多的是感动，因为郑先生克服身体不适，为我们这些当时不到20岁的年轻人指明求学路和人生路的方向。”

　　“成为先生的研究生之后，和先生接触得多了，就更能深刻体会到先生对于治学的严谨。”牛月副教授告诉记者：“当时已是九旬高龄的先生，并没有将我们这些在读的研究生分发给自己已经毕业成为导师的学生不管，而是要求我们在每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找一个时间段，将自己的研究进展、图片、数据，前往先生的家中进行展示。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先生往往将时间安排在早上精神好的时间段，每次进展报告历时多半天。我们每个研究生都要一个一个地讲述自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听完我们的讲述后，先生会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如何去修正、以后工作时该如何避免。我们每次遇到科研瓶颈时，都常会在先生这里得到指导，收获颇丰。先生一辈子都在和细胞显微技术打交道，因此我们每一次带到先生家里的凡是涉及到电镜制片的结果，都是经过反复实验挑选出最好的图片才敢拿去给先生看，因为先生对这个领域太熟悉了。”

　　牛月副教授还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属于她和郑国锠先生独有的故事。“当时成婚后不久，我和我的丈夫打算出国深造，临行前特意去看望先生。先生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和夫人在国外的求学和生活经历。但先生不断强调的是，‘出国深造可以，但一定要回国尽心服务’。我们当时也保证，一定会回到兰大。拜访先生的第二天，郑先生特意托自己的科研秘书送给我一本书。翻开书本之后，我发现郑先生在书中夹了一个红包贺我们新婚之喜，并在赠书的扉页上写有两句寄语，‘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期望我能够在家庭和谐的基础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中，为国家做出贡献……先生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所以我回到了兰大，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努力奋斗着。”

2006年教师节，郑国锠先生和学生们在一起

　　【延伸阅读】：

　　七十三年：从有到多 再到一流学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郑国锠先生刚到兰州大学时，当时兰大的植物学系只有6位教师（1人为兼任），14名学生，动物学系师生的情况也相似，两系学生加在一起不到30人。系内的设备少得可怜，只有一台不能切片的切片机，一个不保温的保温箱，显微镜虽有几架，但性能很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的切片也很少，图书只装了半个小书架，全系的图书和切片还不及郑国锠先生和其夫人仝允栩带回来的多；实验室也没有几间。当时，兰州市内也还没有像样的马路，交通工具是马车，黄河里漂流的是羊皮筏子，但只能顺水而下，逆流不行。所以后来郑国锠先生到西北师院兼课时，上午乘马车到十里店，下午乘羊皮筏子在黄河铁桥边上岸回校。

　　1951年11月，兰大植物学系和动物学系合并为生物学系。1953年校方让郑国锠先生当系主任。同年，教育部给兰大拨了大量经费，暑假期间郑国锠先生又亲自到上海采购仪器和试剂。买到了切片机、保温箱、分析天秤等一批常用的实验用具。向国外订购了30台蔡司显微镜、20台解剖镜、2台研究显微镜以及显微照相设备和3台冰箱。订购了大批中、外文图书和期刊，又从英国等国外书店补订到大批有价值的过期外文期刊（虽说是过期材料，但对于当时的郑国锠先生和学生们来说依然是十分珍贵的）……光阴似箭，七十三年时间转瞬即逝。如今的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生数量已是郑国锠先生来兰大时的几十倍，仪器设备资产总值增加了几百倍。已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8个博士授权专业，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1个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2个国家重点学科，拥有2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17年，生态学入选教育部一流学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