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遗产保护正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过渡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

　　“自1987年首次申遗成功，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逐渐向预防性保护过渡。”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敦煌莫高窟和明清故宫均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尽管文物类型不同，但却秉承了相同的预防性保护理念；同时，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在风险管理理论指导下，两个遗产地各自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基本实现了预防性保护。实践结果也表明，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监测预警体系为实现世界文化遗产地“变化可监控、风险可预知、险情可预报、保护可提前”的预防性保护管理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具有有效借鉴意义。

　　截至今年8月，中国世界遗产数量达到了55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7处，是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风险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解决管理资源、管理体系、管理体制和组织目标实现的方式问题。”王旭东说，风险管理是在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风险处理，将“风险源”对遗址可能造成的影响和破坏降低或减缓。而预防性保护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测判断，在各种风险因素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性影响之前或之初，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的发生或以更低的成本降低损失。两者的理念十分相似，因此，风险管理理论可以用来指导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为预防性保护提供一个决策框架。

　　“在预防性保护过程中，监测贯穿始终。”王旭东说，系统、科学、有效地监测数据是实现预防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莫高窟如是，故宫如是，文化遗产皆如是。

　　莫高窟，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寿命，减缓壁画彩塑的衰退，使其全部信息和突出价值得到真实、完整的保存和延续，是所有人的梦想。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构建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王旭东说，实践也表明，在风险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莫高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真正的预防性保护——

　　在风险识别时，根据莫高窟历史档案资料、专家经验和先验知识，将威胁莫高窟遗产保存的风险因素分为地震、降水(洪水)、风沙等自然因素和基建振动、游客参观等人为因素两大类。而风险评估的关键是，研究并确定对已识别的风险因素诱发文物病害发生的阈值。在风险防范与控制时，分别建立震（振）动、洪水 (暴雨)、风沙和游客参观监测预警系统；同时，整合所有监测预警模块信息，设计风险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配置相应硬件支持平台，共同组成莫高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故宫的预防性保护也在不断探索与实践。”王旭东说，故宫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最高典范，世界文化遗产要素众多，影响因素复杂；当前，根据故宫的遗产特征和实际保存状况的综合评估，将预防性保护初级阶段的工作重点放在了“认知遗产、确定监测内容、重大风险监测与预防研究”三个方面。其中，认知遗产是预防性保护的前提，因为故宫保护范围内的各类遗存的建造年代、形制特征、价值体现、保存状况千差万别，需仔细甄别、统计和分析，确保不遗漏、不错失。确立监测内容是预防性保护的必要环节，而重大风险监测与防控研究则是预防性保护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要真正、完全实现预防性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旭东说，因为预防性保护以延续和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为目标，以全面的风险监测和防控为主体，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