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敦煌本纪》 为中国精神开窟造像

叶舟《敦煌本纪》 为中国精神开窟造像

　　第一次见叶舟，是2018年年末。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马上就要出版了，一百万字，大作品。2019年夏天，我把《敦煌本纪》来来回回翻看了好几遍。我想知道，一千两百多页文字的背后，站着一个什么样的叶舟，他给世人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敦煌。

　　《敦煌本纪》里，关天关地关历史关人心的敦煌精神，在叶舟的笔下，活了。

　　一开篇，叶舟就酣畅淋漓地写了敦煌“义门”索家，为天下的正义和情义，索家几代人捐出了自己的头颅和热身子。义门祖先的名字和故事，已经被编织进笼罩在敦煌一带的星空之中，更是烙在了这一代当家人索敞的心上。为索氏家族，为义庄，在千佛灵岩上开一座窟，供奉天上人间的神佛与英雄，是索敞一辈子的心事，也是贯穿整部书的一件大事。

　　“开窟”“造像”，也是书写者叶舟的大事。

　　为昂扬开放的中国精神开窟

　　敦煌被誉为“中国佛龛”。“丝绸之路”是世界型、全人类型的文化符号。叶舟的书写，实质上，是用笔墨开窟。《敦煌本纪》说，“开窟可是件大事”，“窟子开在千佛灵岩上，更是开在人的心中”。叶舟用他长年驻扎行走大西北的真实生命，用他多年来对敦煌、对边疆文化的切身体会，融合、创作、升华——他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开一座让世人感应、让人心感化的佛窟。

　　在《敦煌本纪》中，有两个核心概念非常突出：一是“开路”。曾经的“河西锈带”，路不通，资源无法流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锈死、被废弃。而一个个“锈节”也成了地方势力分割盘踞的原因。承担“锈带”的恶果的，只能是河西走廊一带的百姓。因此，一批以胡梵义为代表的敦煌少年，联合游击力量，成立急递社——用青春和热血、勇敢与担当开路。路通了，长风浩荡，清洁光明。这是敦煌少年的事业，也是《敦煌本纪》的气象。

　　二是“守路”。河西走廊一带，地方势力盘踞，鸦片种植和贸易盛行。敦煌少年，用自己的血性和对“精良纯明”的君子风格的追求，敬畏着上天的佛和菩萨，供养着心中那座精神佛龛。他们用十几年默默的周旋与努力守住了莫高窟的敦煌宝藏不再流失，他们用血性和牺牲隔断了鸦片贸易这恶之流通。合上书，英雄少年胡梵义那正大光明的话语依然响在耳边，掷地有声：“我真的很开心，迄今为止，梵义没有放走过一枝罂粟，也不曾让一两鸦片流出敦煌，我要让它们全部捂在这个口袋里，沤烂、变臭，彻底断了那些人的邪念和财路。”

　　与胡梵义的开路和担当相对的，是另一位主要人物索敞的选择。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味：“锁”与“敞”的组合，似乎注定了这个人物的复杂与纠结。

　　索敞继承了索门世代义举的家族荣誉，是义庄的当家人。这让他一生都忧心忡忡，生怕在社会变革中会有责任找上门——他自私、怕事、无担当。

　　他惦记着家族荣誉，心心念念想要在敦煌将其发扬光大，却拿不出与想要的名声匹配的实际作为。因此，他用尽心思，不惜牺牲家人的幸福，来成全自己的高大形象；他虚荣做戏，制造各种神奇传言，利用种种宣扬渠道，希望能为自己和家族博得口碑。

　　曾国藩说过，“无实而享大名者，必居奇祸。”索敞为自己的虚伪和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饱尝自己种下的恶果、在经历亲人背叛和炼狱般的囚禁苦刑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辽阔的精神抵达。

　　这是痛苦的领悟，也是震撼人心的开示。

　　所以，在“义窟”落成之时，胡梵义特意请索敞来观礼时说：“索家叔父的这个症状，乃是敦煌的百病之结，这么些年来，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的所有乱象和变局，皆因此而起，所以我这一趟专门借来了他。”

　　这的确是一种病，封闭，逃避，遁世，消极。没有引领人心的精神佛龛在心，没有担当历史使命的责任在肩——这是索敞的心之病，也是那个时代的国之病。

　　就像胡梵义所说：“敦煌板荡，罂粟遍地，关外三县一派消沉，国家也是满目疮痍，这在我看来，只因为我们民族头顶上的佛龛空了，供养丧失了，无信无义，就像千佛灵岩上的藏经洞一旦流失，整个莫高窟也就失了三魂、丢了六魄似的。”

　　《敦煌本纪》中，长风浩荡，悲深愿重。有昂扬自信、生龙活虎的青春生命的奔走突围，也有令人痛心的错失与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叶舟《敦煌本纪》的书写，有着重大的精神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在书中故事发生的当时，更是在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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