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历史上的甘南及青藏东部畜牧业

　　2 畜牧业萌芽期

　　那么，青藏高原东部的牧养业是从何时开始的？根据《后汉书》《史记》《左传》等权威史典所记，青藏东部的畜牧业生产最早也出现于商周之后或春秋末期。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被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奇为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是说一个羌族名叫无弋爰剑的人，秦厉公时因战争被抓为奴隶。在秦国期间学到了许多耕种牧养的生产技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逃出秦国，秦兵追捕他时，用火烧攻。但他藏在洞内未被烧死。至夜晚月光下，洞口出现光环和老虎等虚像。追兵认为太神奇而放弃。后无弋爰剑逃至青海东部和甘南等地，土著羌民认为很神奇，被推崇为首领。

　　上述古文还记载：“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文中说到秦厉公（前476年—前447年）时，黄河、湟水、析支河曲（古文中的三河）的这片流域间五谷缺少，飞禽走兽很多。那时，生活在这片青藏高原东部的羌民们，终年以射猎为事务，还没有牲畜饲养的原始畜牧。无弋爰剑进入青藏东部这片辽阔的地域后，将自己在秦国做奴隶时所学的牧养技术，传授给长期靠狩猎而生活的土著羌民们。

　　由此得出，青藏东部包括甘南的畜牧业生产，最初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初期，开始了牧养牛羊。也就是说春秋战国初，从秦国逃出的无戈爰剑流入青藏高原东部后，给羌部广泛地传授了简单的畜牧业生产技术，青藏东部的羌民们从而将终年以打猎为事务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牧养为主、猎取为辅的生产生活方式。诚然，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有力地促进了青藏高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之，羌人地区“绵延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业”。这一记述就是青藏东部羌族开展牧业生产的真实画面。

　　据1976年出土的《敦煌藏史残卷》记载：“乜尺赞布为六牦牛之王，驯马匹，迁移时，可以马代步”。乜尺赞布是西藏的第一个藏王，藏族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也是从他开始的，其时相当于西汉汉宣帝五凤元年即公元前57年。在这一时期，马被驯为家畜，由藏族所牧养。古代藏文献《五部遗教》《嘛尼成绷》中载：“驯服凶猛的野牦牛，曾是古代藏王从事的活动之一”。由此看来，在驯马的同时，牦牛也成为藏族所牧养的家畜了。

　　各种历史资料说明，青藏东部畜牧生产比中部和西部要早400余年，或者整个大青藏就在春秋战国时已有了牧畜和农事。

　　3 蓬勃发展的畜牧业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而有羌中之利，北去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之称，说明了秦末汉初时甘南等地的畜牧业，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东汉时，据《西羌传》载，羌在甘青一带的草原上过着“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生活，生产上以牧畜为主，牧养马、牛、羊、猪等家畜；生活上以猎取为辅。

　　到三国时(临潭、卓尼属魏国，迭部、舟曲属蜀国，碌、玛、夏、合是羌部)，生活在青藏东部的羌族仍以放牧牛、羊、马等畜为主；当时的三国之争战，也常在甘南等地买马充军士之需。曹魏为了发展畜牧，对羌族实施怀柔政策，在今玛曲县齐哈玛杰力河的摩崖石刻，保留下来的魏晋时游牧民族的岩画上，就有猎人、牧民与牛、鹿等图案，其画面生动地反映了青藏东部先民放牧和狩猎的生活。

　　根据历史学者谢成侠著的《中国养马史》载：“远在北魏（386年—534年）时有吐谷浑部落，由辽东进入青海、甘南等地区……居留很久”，吐谷浑部落来到甘、青、川交界地即河曲流域，那里地广山小，水草繁茂，适于放牧。又有《北史·吐谷浑》载：“到来春牧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这说明吐谷浑移民来到青藏东部后已掌握了这里的地势、水草及对小马驹发育、成长有一定影响的放牧方法。经过杂交改良培育出了一种驰名南北朝的叫青海骢的良马。

　　到了唐代，河曲地区牧养的马称吐蕃马或吐谷浑马，甘南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唐朝养马的基地之一。据《新唐书·兵志》载：“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司奏：‘马、牛、羊、驼总605600头匹，牛羊驼遍布各道。’”这时甘南地区牛羊遍野，牧畜兴旺，民间养畜以牛羊为主，羊有绵羊和山羊，牛有牦牛。

　　据《敦煌吐蕃文书论集》载：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蕃，带来了黄牛、骡等畜；并由她传授，吐蕃开始制造酥油、干酪和酸奶。那时，牦牛是吐蕃和甘青广大地区的主要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当时，西藏的《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兽医著作已相继传到青藏东部的甘南，对推动甘南等地的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甘南碌、玛、合、夏一带地势宽阔而平坦，是水草鲜美的天然牧场，因而，“‘安史之乱’后，吐蕃陷陇右，夺陇右全部马匹……”徙养在今甘南等地。总之，在唐时，青藏东部尤其是甘南畜牧业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4 国家畜牧业基地

　　到宋元明清时期，朝野上下已有“洮州之马闻天下”的所记。据《宋史·马政》与《宋史·货志》所记：“熙宁七年（1074年）派人入蜀，将茶运到河地搏（换）马。洮马（临潭、碌曲、玛曲、夏河等县年产之马）一月到两月来一次，叠马（今迭部、舟曲等县所产的马）三月或半年来一次，番马（青海、西藏等地产的马）一年才到一次。洮叠两地所产的马皆为良马，其他诸马为劣马，故有‘洮州之马天下闻’之美称。”在宋代，甘南及青藏东部地区民间，除养马换茶满足生活需要之外，还牧牛饲牛、羊、犬、猪等牲畜。至北宋末年，宋金争夺不休，洮河等地时失时得，宋王朝南渡以前，洮州等地的蕃马，皆成上品。

　　金王朝占领洮西地区（甘南大部分）后，在洮州（今临潭）设置“榷场”，“皆设场官，严历禁，广室字，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手经用焉”。当时贸易项目有十多种，其中有马、牛、羊等畜产品。

　　公元十一世纪初，在甘青地区兴起了一个东吐蕃口角斯罗的地方政权，甘南牧区地方基本上都在它的控制之下，这阶段持续近一百年之久。口角斯罗的牧民以饲养羊、马、牦牛为主。他们有经营牧业的传统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尤其善养马。此外还有犏牛。元祐元年（1086年）、邈川（今青海东部）大首领温溪心向北宋进贡犏牛，口角斯罗诸部族以牲畜作贡品。在口角斯罗政权时期，甘南及青藏东部牧业经济的繁荣与部族兴衰紧密关联。

　　公元十二世纪初叶，蒙古族崛起。青藏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皆为元放牧之地，据《元史·马政》载：“……吐蕃一十四道牧地，养牛、羊、马、犬、鸡等畜，设群牧所，隶太府监，甘肃中书省官牧设于夏河甘加等处。”元朝在这里牧政的经营方式，完全不同于汉、唐的牧监制，在牧区采取大群放牧，自由交配的方法。

　　在明代，甘南地区设洮州茶马司、租界促进交易藏马。据《明实录藏族史料集》洪武十六年（1383年）五月载：“改洮州、河州茶马司为正九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凡上等马可换茶四十斤，中等马换三十斤，下等马换二十斤。据《洮州厅志》记：“洮州卫，火巴藏、思闹日等部，纳马三千五百匹。永乐十一年（1313年）令藏族以马为地赋，实行计地贡法，规定。凡属于三千户者、户贡出马一匹，四千户者、则四户贡马一匹，各土官衙门，秋粮各依原认数目析纳马匹。”这时，甘南藏区及青藏东部牛、羊、猪等畜牧饲养也十分普及。

　　明代的青藏东部畜牧业发展已具较大规模，据《明实录藏族史料》永乐八年（1410年）十一月记：“……陆续收到河州卫各番族马七千七百一十四匹……已选配牝马一千四百三十四匹，发陕西、甘肃二处苑马寺孳牧。今以马六千二百八十四匹送北京，命太仆寺牧养。”管中窥豹，由此可见，其时的青藏东部南牧业是何等的兴旺。《明实录》正统十三年二月辛酉：“陕西洮州茶马司奏本司额收四川官司茶三年一次，易买番马三千匹……”此马多是青海、甘南之地所养之马。

　　清袭明制，在顺治初年，于洮州等地设五个茶马所，由陕西茶马御史管理，招商转运川陕茶叶交换藏马。那时洮州有马场三处，此外，也交换牛羊和其他畜产品，因甘南地旷人少，当地牧民群众又是逐水草而扎帐居住，所以至鸦片战争时，甘南藏区的牧民们仍以牛羊肉为食，乳为饮，并普遍以乳汁大量制作乳油。在《清实录藏族史料》中有一段青海玉树头人告洮州厅都督李达的材料里说：道光元年（1821年）五月“玉舒鄂纳车楞等去夏贸易回牧，行至玉舒呼喇地方，被四川所管格尔族古萨尔、旺扎勒父子，合伙果洛克瓦喇木滚蕴端等十余人为首纠约千余人，抢去元宝三百六十七锭、驮牛四千五百七十只，马二十三匹……”说他们的财物丢失那么多，告知洮州厅都督李达后，他竟然未管。

　　上述被四川格尔族古萨尔、旺扎勒父子抢去玉树财物的惊人数据，完全可以推测出，即鸦片战争前的青藏东部畜牧业，确是已有了壮大地发展，至少已是国家的大畜牧基地之一。

首页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