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此生不悔入沙海 勇担重任始见金——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群像

　　勇担重任扛大旗

三名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工作人员在洞窟内进行数字采集工作（2014年9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起初是白手起家斗流沙。到了20世纪80年代，莫高窟人面临的课题则更严峻。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他们怎能甘心？

　　国家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段文杰重任在肩。没有高谈阔论，他只说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作为。“要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最后让成果说话。”

　　一个初冬的早晨，马竞驰去段文杰的房间，看到他一口气吃了6个大大的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解释说：“梨解渴顶饿，不用下来上厕所，在洞子里能一直待到太阳偏西。”为了临摹一幅《都督夫人礼佛图》，他翻阅了100多种资料，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期刊……20世纪80年代，满怀爱国心的一代莫高窟学人奋力拼搏，用丰硕的学术成果扭转了“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工作人员詹鸿涛在莫高窟顶沙山上准备观测仪器（2014年8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2016年9月7日拍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段文杰力倡接轨国际。去年辞世的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李最雄曾回忆：“段老深知文物保护工作的艰巨。要做好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必须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捷径。年轻人被送出国深造，光是去东京艺术大学的就达70多人次。”

　　1998年，年近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退休的年纪，她却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查阅资料（2014年9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游客太多，她日夜揪心。“不让看不行，看坏了更不行。哪能一味想着门票和钞票？”于是，莫高窟在我国的文化遗产地中率先进行文物数字化探索和游客承载量研究，“数字敦煌”项目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可能。

　　她说“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便推动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在她的持续呼吁下，甘肃制定专项法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莫高窟有了“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