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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甘肃】古代甘肃如何防疫抗疫

 2020/03/04/ 05:51 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李清凌

【溯源甘肃】

古代甘肃如何防疫抗疫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瘟疫是历史上多发的疫病,在传播地区,往往给民众造成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在历史上甘肃也不例外。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当前,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中国精神”支撑,有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1 甘肃历史上瘟疫流行的概况

在古代中国,一批批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

  瘟疫,古书上一般写作“疠”“疫”或“疠疫”“疫疠”。距今5000年以前就已经见于传说,甘肃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瘟疫疾病,除有社会或政治影响者才会被官私文书记载,其中又有少数可以流传至今,绝大多数都被历史的尘埃所湮埋,不显于世。据乾隆《甘肃通志》,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明实录》《清实录》等书记载,可以找到汉代以来的一些瘟疫资料,简述如下。

  东汉桓帝延熹(148—167年)中,在全国性瘟疫的大背景下,安定郡(治所在临泾县,位于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皇甫规发其骑兵征讨陇右叛羌,“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幸亏他处置得当,改从整肃地方吏治下手,奏免、诛杀一批贪官污吏,羌人感悦,十多万口归附,才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

  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秦雍二州发生大旱、瘟疫。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五月,秦州饥、疫、大蝗,草木牛马毛鬛(liè,牛马颈上的长毛)皆尽。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陇右地区发生饥荒、瘟疫,“死者相枕藉。”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奏言:陕西(包括今甘肃)所属军民大疫,政府“责令有司拨医调治”,结果是“官无药饵,致死亡者多。”这次大疫出现以后,政府下令调拨医药治疗,可官府没有很多医药资源,致使病人大都死去。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四月,平凉等府“霜雪瘟疫,死者二千余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陕西庄浪等卫“瘟疫大行,军民死者二千五百余人。”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陕西包括今甘肃大疫,民众死亡甚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平凉、庄浪等处“大饥,人相食,疫疠死者甚众。”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春,大疫,庆阳、文县、庄浪、清水等处“旱、饥,人相食,流亡过半。”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隆德、灵台大疫。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靖虏卫(治所在今靖远县)、庄浪、伏羌(今甘谷县)、通渭等处年荒、瘟疫并作,“死者枕藉。”明毅宗崇祯十四年(1641年),兰州、狄道(今临洮县)大疫,“秦陇州县大饥,人民死者大半。”

  清朝甘肃疫灾频发。共有36个疫灾之年,平均每7.4年发生一次疫灾。清前期疫灾的重心发生在甘肃东部和南部地区,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静宁、清水、两当旱、疫,“死者无算”。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庄浪、靖远瘟疫大作,“死者甚众”。中期疫灾重心开始偏向中部,到了后期疫灾重心基本分布在陇中,陇东和东南部地区。如清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靖远县及挞喇赤堡(在今白银市平川区东南)、永昌等处大疫,“死亡相半”,即有半数人病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皋兰县旱,疫疠流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静宁、灵台发生饥荒、瘟疫。

  2 瘟疫之后的社会景象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

  东汉末,随着无休止的战争、饥荒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瘟疫流行。曹植著《说疫气》云: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褥)之门,若是者鲜焉。”就是说,在瘟疫中遭到覆家灭族之灾的,大都是穿褐布食豆叶,住荆条搭建屋舍、蓬草编成门户的穷人;而住殿堂,以鼎煮食,穿双层貂皮衣服,坐几层垫褥的官僚富户,受灾就比较少而轻。

  甘肃当时遭灾的情况,流传下来的记载较少。但作为遭灾的表征,人口的骤减则十分惊人,能说明疫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今甘肃分10个郡,有120余县(道),38万余户,150余万口。而到东汉末,按《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今甘肃当时为凉州刺史部,分11郡(属国),共有90多个县(道、侯国),共10万余户,46万余人。就是说,东汉甘肃的户数只有西汉的1/4强。而人口总数不到西汉的1/3。户口锐减,同全国一样,是由战争、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3 古代政府的赈灾措施

皇甫谧(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大疫面前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处置方式,最积极的是利用药物防治。晋人郭璞注释的《山海经·西山经》,主要反映今西北包括甘肃的情况。其中记载防治瘟疫的方法,说:“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这是远古先民尝试用佩戴香草、吃特殊鸟肉的方法防治疠疫。

  被后人尊为“药王”的孙思邈,于隋炀帝大业(605—618年)间制成“太一神精丹”,是世界上最早用砒霜治疗让人恐惧的疟疾的良方。此方当很早就流行于陇右即今甘肃一带。

  有的地方官重视,扶危济困,十分感人。隋朝辛公义,狄道(今临洮县)人。隋文帝开皇时(581—600年),职任岷州刺史。岷州(唐朝岷州,治所在今岷县)当时有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人们因为害怕疫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因此病者多死。辛公义决心改变这种不良风俗,于是凡遇到病者,就让人抬到官府“听事厅”,安顿下来,有时病人多了,连回廊上也躺满病人。公义亲设一榻,昼夜处其间,用他的官俸买药,请医生给治疗,多数病人都治好了。辛公义召其家人前来领亲人回去,病人子弟惭愧地表示感谢,“合境之内呼为慈母。”这是一位极有担当的为民办好事的官员。

  明朝有一位官员徐镛,字用和,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他被贬官来到镇原县任职。时值饥年,又是瘟疫大作。徐镛命药调治,赖以全活者万计,死者设“义塜”埋葬,受到民众崇敬。(《甘肃通志》卷31)

  历史上发生瘟疫等大的自然灾害,各级政府也会救助民众。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陕西包括今甘肃遭遇瘟疫。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上奏建议:“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见积仓粮千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石有奇,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今岁疫疠,农事有妨,乞以税粮之半全折输钞。”意为官库粮食充足,瘟疫有妨农事,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请将当年税粮的一半折收为钞。得到朝廷允准。(《永乐实录》卷117)这虽只是局部调整税收,但仍有利农事,因而得到民众欢迎。其他遇到灾难,政府赈济、减免税粮、多方救助的情况,史书也有不少记载。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甘肃巡抚花善奏言:巩昌所属西和、礼县,去岁疫疠盛行,牛驴倒毙甚众,若待上报批准始行散赈、恐播种过期。因此他未等朝廷下发公文,就从去年应上解银内,拿出一部分买耕牛;又从积贮屯粮中抽出一部分散作农户籽种。这件事在主管部门看来,花善的做法是“任意违例”“应将抚藩道府,交吏部议处,其擅动银谷应令赔补”。就是花善做法“违例”,应给有关官员以处分,动用国库的钱粮应让他们赔补。此议上奏以后,康熙帝批示:“银谷既经给发小民,该抚司道府等官,免其赔补议处。”(《清圣祖康熙实录》卷42)最终由皇帝作出了明智宽大的处理,可见政府对于救灾一事,允许地方官因利乘便,灵活处置。

  祈求神灵保佑,在缺医少药,封建迷信的古代,是历代官民遭遇瘟疫后的第一反应和最常见举动。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陕西包括今甘肃出现疫疠,“民之死亡者众”。明成祖乃遣户部侍郎王彰往祭西岳华山及陕西山川等神,祈祷神灵“助国卫民,御灾捍患……赐以洪庥(xiū,保护),俾疫疠全消,灾害不作。”“既祭,疫疠顿息。”(《永乐实录》卷117)这一偶然性结果,会使人们进一步将疫情的消灭,归功于神灵的佑助,于是信之更笃。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二月,陕西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等地发生瘟疫,明朝政府遣右通政王锡,祭西岳华山、西镇吴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南)之神。太常寺丞李宗周祭甘肃境内山川之神。(《明英宗实录》卷148)祈求神灵保佑,消除灾害。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始,从国都到各府县,建设规模宏敞的城隍庙,也是出于同样的功利考虑。

  4 对防疫工作的探索

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

  有瘟疫必然就有同瘟疫的斗争。历史上每一次瘟疫过后,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思。最为积极的是加强了人们对医药的研究,促进治疗验方的形成和利用。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薰草等7种药物。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月支国(在今阿姆河上游)进贡物中有三枚神香,状如燕卵,大如囊。当时汉朝正在流行瘟疫,使者请烧香一枚以辟疫气,结果“病者皆起”。文献记载中还说,它“香闻百里,积月不歇”。(《甘肃通志》卷50)

  东汉建安(196-220年)以来,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未及十年,“死者三之二,而伤寒居其七”,仲景乃下决心研究医学,著成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一书,被后世奉为“医圣”。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瘟疫”在内。在此书的启发带动下,甘肃历代也出现不少研究医学包括瘟疫的医家和著作。最著名的有魏晋时期安定郡(治临泾县,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皇甫谧整理编撰成的《针灸甲乙经》。它是将《黄帝内经》,包括《针经》《素问》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加以整理,删削、钩玄、疏证,在阐发三部医经的基础上,从中清理、概括、提炼出一套针灸学名词、概念、病状、治则以及穴位、针刺的理论技巧。《针灸甲乙经》既吸收传统阴阳五行学说的合理成分,又摆脱巫术、方士的迷信束缚,使中医针灸学变成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并带有一定科学性的医疗技术,其中包括治疗瘟疫的针刺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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