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甘肃日报社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公司甘肃新媒体集团庆祝建党百年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革命的接待站 战斗的指挥所

【探寻初心】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革命的接待站 战斗的指挥所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东 叶 海 刘 健 施秀萍 苏家英 甘肃法制报记者 李维琴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本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铁梁

干部群众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参观学习。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内场景。

　　1937年5月9日，借助“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党中央在兰州秘密筹建“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彭公馆”。

　　很快，“兰州红军联络处”正式更名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人们习惯上也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虽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从1937年5月成立到1943年11月撤回延安，只有6年多的时间，但在营救红西路军、转运苏联援华物资、接待延安往返苏联人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甘肃抗日救亡、实现全民族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周恩来曾亲切地称它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岁月如梭，抗战烽火中成立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所在地，如今已成为纪念馆。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是甘肃省唯一一家抗战纪念馆，由两处旧址组成。一处位于甘南路700号，东西两院；另一处在200多米开外的酒泉路314号，里进三院。两处院落房屋均为仿古建筑，木质门窗，青砖房脊，是典型的兰州传统民居风格。

　　“甘南路700号的这处旧址，就是当年红军联络处成立时的所在地，也就是对外所说的‘彭公馆’。红军联络处更名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后不久的1938年2月13日，迁至孝友街32号，也就是现在的酒泉路314号。”纪念馆馆长袁志学介绍说。

　　1937年2月，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约见原甘宁青特委书记吴鸿宾时，提出了在西北重镇——兰州设立办事处的事宜。不久，党中央调云阳红军办事处主任彭加伦负责筹备此事。

　　5月29日，张文彬、彭加伦等一行7人以隐蔽身份从西安来到兰州。10天后，他们凭借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和“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搬进了南滩街54号（今甘南路700号）的西院。

　　当时，斗争形势较为复杂，办事处处于一种半公开状态，由于负责办事处工作的是彭加伦，因此，对外称“彭公馆”。（张文彬不久后被党中央派往广东工作）

　　1937年7月29日，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以中共中央驻甘肃代表的身份抵达兰州。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兰州红军联络处遂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在党代表谢觉哉，以及两任处长彭加伦、伍修权和秘书长朱良才的共同领导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是贺耀组。他与谢觉哉同是湖南宁乡人，两位曾是老朋友。一别十余载，一个为民族解放事业披荆斩棘不懈斗争，一个在敌对营垒虽为重臣却步履艰难，在国共合作的重要时刻，两人重逢兰州。于是，谢觉哉开始抓紧做贺耀祖的争取工作。

　　谢觉哉忧国忧民、发自肺腑的直言善谏，打动了贺耀祖。经过谢觉哉和彭加伦的艰苦工作，贺耀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转变，开始接受我党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这一时期，新一军军长兼兰州警备司令邓宝珊，著名的爱国人士高金城，省参议会议长张维，裴建准，水梓等都是办事处的常客，谢老的座上宾。就这样，在谢觉哉和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甘肃大地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在随后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办事处紧紧围绕“推动上层，发动中层，深入下层”工作方针，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在甘肃的迅速形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全力营救红西路军将士

　　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命令河西红军部队组成红西路军。

　　西路军下辖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共计21000余人。在敌我力量对比处于极大劣势的情况下，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踏上了艰苦卓绝、英勇悲壮的西征之路。

　　红西路军和马家军在河西的浴血较量，是我军战史上的一场恶战。面对10余万马家军的围堵，红西路军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英勇奋战4个多月，歼敌约25000余人，但由于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终于在1937年3月不幸兵败祁连山梨园口。除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400余人突围至新疆星星峡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被俘和失散。

　　红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同志，不断遭到敌人的追捕和杀害。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失散和被俘的红西路军将士。

　　为了顺利营救被俘人员，办事处做了系统的工作安排，首先把营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融为一体，利用上层统战的关系，设法营救被俘红军。谢觉哉来兰州后，根据吴鸿宾的调查结果，将被俘红军的分布情况写信给贺耀祖，通过他向马步芳索要。

　　为了营救这些同志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1937年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朱良才与兰州福陇医院院长、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在五泉山会面，具体研究到河西营救红西路军的对策。

　　接受委托后，1937年8月8日，高金城到张掖以开设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公开收容红军伤病员，并利用治病的机会，传达党中央和办事处的关怀。同时，他还派人下乡散发“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纸条，给失散红军指引回延安的道路。高金城营救红西路军的活动，引起军阀韩起功的惊恐，1938年2月2日，高金城被韩起功秘密逮捕杀害。

　　这一时期，办事处就如同一座引航的灯塔，为失散红军指明了回到革命队伍的航向——在兰州直接进行收容。

　　红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不少红军辗转来到兰州，从事体力劳动。办事处常派工作人员到街头访问、收容，对他们的归来，办事处都热忱接待，为他们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然后送回延安，在兰州共收容200余人。

　　同时，办事处把营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融为一体，利用上层统战关系，设法营救被俘红军。营救被俘将士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37年10月底。当时，马步芳把青海、武威、永登的1500多名被俘红军合编成一个新兵团，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路过兰州时，彭加伦到新兵团讲了话。谢觉哉面见贺耀祖，要求移交八路军，但遭到拒绝。谢觉哉当即电告西安办事处，新兵团一到西安，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就去驻地看望他们，并作了宣传发动工作。在兰州和西安办事处的努力争取下，终于把他们全部营救出来，回到了党的怀抱，编入了八路军。

　　在党中央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成批营救回延安的红西路军指战员有4700多人。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道：“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实际上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开始的……1937年2月周恩来同志就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以营救红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其失散人员，特别是要查找一时不明下落的红西路军主要领导人。”

　　打造红色驿站支援革命工作

　　长期以来，中苏通过东北地区或经过海运往来，是双方交往的主要渠道。“9·18”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条交通线受阻中断。

　　1936年6月，中央派邓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秘密由西安出发，历时达半年之久，从陆路经河西走廊、新疆迪化，最终到达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局的情况，从此开辟了从陕甘边区经过兰州、新疆迪化，到苏联莫斯科的这条极为艰险的国际交通线。

　　这条国际交通线成为中苏两国最重要的沟通渠道。苏联援华人员及各种军事装备、飞机、汽车、汽油、药品、被服等物资沿这条交通线来到中国，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为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上的接待站和转运站。

　　同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担负起接待我党往返苏联人员的重要任务。

　　“1939年9月，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疗臂伤，1940年2月回国，途经兰州时都住在办事处，和他一起前往苏联的还有他的夫人邓颖超。”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林琳说。

　　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我国东北和沿海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基本被切断，而从1937年到1942年的这段时间，又是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时期。因此，如何不断加强同共产国际以及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并不断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由于兰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林琳告诉记者，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不久，就接待了去新疆的张之夫、杜重远、周小舟和赴苏的东北抗日将领、民主人士李杜将军。苏联代表处成立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和他们建立了经常联系。

　　“1937年12月，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等去苏联；1938年1月，毛泽民等去新疆，都是办事处为他们联系搭乘苏联军用飞机。”

　　伍修权任处长期间，曾办理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邓发、陈昌浩、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谭家述、孔原、冯铉等同志去苏联或回国手续。办事处还接待过越共主席胡志明和日共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

　　“办事处常常是住满了过往人员。”林琳说。1943年11月2日，鉴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原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加之当时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撤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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