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术的冷板凳坐热
留校之初,学校送郑炳林到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地进行学习进修,那个班上最能吃苦的学生依然勤奋。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学习期间,郑炳林在阅览室里一坐就是整整一天。一年时间里,他看完了《二十四史》里的一大半。
当时的兰大敦煌学研究刚起步,系里没有资料,就派郑炳林到北京去采购书籍。
他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待就是半年,一两万元给系里买回了一两万册的资料,这些书籍现在已是兰大珍贵的资料。
1983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成立,当时共有13名研究人员,在历史系算是很大的研究室。
带着自己几年来学习、进修所学的成果,回到兰大后的郑炳林就开始了对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
在郑炳林看来,能不能打下敦煌学的“江山”,博士点的申报非常重要。从1993年开始,他开始参与敦煌学博士点的申报。
1993年的那次申报,兰州大学只得了一票。失落的同时,郑炳林在与专家的接触中,知道了兰大的短板在哪里。
他三番五次找领导,向他们阐述敦煌学的重要,他说:“兰大历史学要与东部高校竞争,必须要走特色发展之路,而敦煌学就是最具有地域特色的研究。”
郑炳林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敦煌学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他意识到,仅靠兰州大学一家申请博士点,研究力量和领域都不够。于是,在他的推动下,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博士点,两家共同招生、资源共享、师资共享。
有了敦煌研究院的加入,兰大敦煌学的研究更加丰富了,从最初的敦煌文书、敦煌历史、敦煌文献研究,拓展到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等多个领域。
1998年,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敦煌学研究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从郑炳林留校,到博士点获批。兰大的敦煌学研究热闹过,也沉寂过。曾经有一段,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只剩下了5个人。
这一切,郑炳林都是经历者,也是执着的坚持者。在他的坚持下,敦煌学的冷板凳被他坐热了。
敦煌学研究之路越走越宽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20多年来,共培养了140多名博士。这些毕业生,成为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郑炳林有些骄傲地说,全国召开敦煌学的学术会议,会场上很多都是我们兰大培养的学生。
对于学生,郑炳林是严师。他笑着说,“学生见了我都躲着走,最怕我问论文做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郑炳林的为师“策略”,多提问、给压力,学术上才能进步得快。
只要学生有问题,郑炳林随时欢迎:“我的办公室敲门就能进,聊天我没时间,问问题随时都可以。”
在郑炳林等一批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从最初的3间房变成了40多间房;
从敦煌学研究室,变成了今天的敦煌学研究所;
从最少时仅有5名研究人员,到现在有24名专职研究人员;
从仅有历史文献学、敦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的石窟艺术、胡语文献,以及突厥文、梵文研究,有些已成为国内高校里的“独门学科”;
从最初跟着别人做研究,到现在整体研究水平较高,部分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早已扭转,像郑炳林这样的研究者,他们有着更大的胸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属于全世界。”
在他看来,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很广,研究之路能越走越宽。
他说:“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寻找更多的学科交叉,要‘东进西出’,在敦煌以外的地方,寻找敦煌学研究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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