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戈壁，巨擘书写精彩的“敦煌答卷” ——“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群像素描

　　等

　　走进莫高窟千年的历史长廊，那里，总有人在“等”，总有要“等”的人——

　　公元366年，三危山等来了乐僔。从此，叮当悦耳，一座座石窟绵延10余个朝代，开凿出一座流经千年的文化圣殿。

　　公元1944年，莫高窟等来了常书鸿。从此，号角嘹亮，一代代莫高人接力70余年，建立起一家享誉世界的文博管理机构。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一代代莫高人都知道，莫高窟在等；可他们更知道，莫高窟等不起。

　　从看守保护，到抢险加固保护，再到科学保护，到如今基本建成以科技保护和科学管理相结合，以安全保卫、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相结合，专项法规、保护规划、数字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综合保护体系……方法和手段不停变化，保护的初心和使命未曾改变；

莫高窟窟顶的植物治沙工程。

　　从最初单纯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敦煌历史文化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专题研究，以及敦煌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系统解读，从“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到冉冉升起的世界敦煌学中心……范围和内容不断延伸，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依然如初；

195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莫高窟第196窟临摹壁画。

　　从偏居西北一隅、无人问津的窘境，到名扬四海、一票难求的游客圣地；从高深难懂、高高在上的“庙宇神坛”，到褪去神秘外衣，走近街巷里陌的“寻常百姓”……渠道和途径几番更替，弘扬的初心和使命宛若初见；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敦煌展览成为弘扬敦煌文化的有效途径，广受欢迎。

敦煌研究院运营的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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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尽管，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在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处于全国乃至国际领先地位，在文化遗产领域开创无数先河，争得无数第一，取得多项专利，荣获多项大奖，但莫高人依然“如坐针毡”，只争朝夕，与时间赛跑。

　　2018年，敦煌研究院“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一举摘得第三届中国质量奖，实现了西部地区中国质量奖“零”的突破。

　　2003年，65岁的樊锦诗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用球幕电影技术展示洞窟文物。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属首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反对声也不绝于耳。

樊锦诗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可，樊锦诗“执拗”。

　　保护，还是开放？一直以来似乎是一场非黑即白的博弈。

　　可樊锦诗，用一座历时12年建成的数字展示中心，实现共赢。“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不仅彻底改变了莫高窟自1979年开放以来的参观流程、参观模式以及参观体验，也将莫高窟游客最大日承载量由之前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 实现“鱼和熊掌兼得”。

数字展示中心成为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利器”。

　　2016年5月1日，经过20多年的数字化进程，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在互联网的广阔领域里，一次性“开凿”出跨越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不同朝代的30个经典洞窟，向全球开放。

敦煌研究院向全球推出的“数字敦煌”，让人们“走进敦煌”。

　　这不仅让更多难以抵达敦煌的观众，“看见敦煌”；也将薪火相传，直到“在线复制”出又一个“虚拟敦煌”，让敦煌的美永世流传。

　　这是何等的壮举！

　　李云鹤，今年已是87岁高龄，却依然记得常书鸿交付给自己的任务，爬高上低，穿梭在洞窟和脚手架上，一点一点修复壁画。

　　他知道，那些“生病”的壁画和塑像等不起。

　　除尘、灌胶、滚压、回贴……从23岁的翩翩青年，到87岁的耄耋老者，李云鹤很知足，因为4000多平方米岌岌可危的精美壁画，经自己之手重焕勃勃生机。

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专家在莫高窟第365窟进行壁画病害调查。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从当初的常书鸿一人，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时的18人，再到如今的1463人，有些走进人们的视野，为人识得、记得；更多的人，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不被人晓。

　　这又何妨呢。

　　雁飞过，天知道；风吹过，云知道。来过的人，做过的事，敦煌都知道、都记得。已是足够。

　　樊锦诗说，“敦煌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她还说，“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还是敦煌。”

　　莫高窟在等，莫高人在等，他们等着更多的人来到莫高窟，成为莫高人，成为那一盏明灯，成为那一位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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