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丝路】甘肃简牍里的长城及其管理系统

【寻迹丝路】

甘肃简牍里的长城及其管理系统

日迹檮（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地湾城 汉代肩水候官驻地（“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与传播出版工程”西北考察者供图）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朱建军 高泽

　　甘肃有着丰富的长城文化资源，历代长城总长度3654千米，占全国总长度的近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二。其中汉长城1507千米。汉长城是随着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时分段逐步修筑的。甘肃境内汉长城，亦称“河西汉塞”，分布在5市15县。

　　敦煌、居延出土的数万枚汉简中，有关于汉塞的丰富记载，有记录塞垣延袤的，有日常巡视的，有人员出入关的，有将军行塞的，有诏书清塞的，有记诵烽火品约的，有修筑烽火台的……可以这么认为，河西汉塞出土的数万枚汉简本身就是汉长城的一部分，汉简真实地记录了汉长城的修建、设置、管理，以及与长城有关的政治经济、人口构成、民族关系、军事冲突、屯戍生活、中西交流等历史。

　　考古学家吴礽骧先生考察河西汉塞的结构特点，认为河西汉塞结构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酒泉以东，塞防结构以堑壕为主；酒泉以西，主要以堑壕与墙垣相结合；酒泉以北，在肩水金关都尉辖区，以堑壕将黑河两岸的屯田区围于塞内，在居延都尉辖区，以堑壕将额济纳河下游三角洲围于塞内，驻兵屯田。学者马智全先生认为，居延甲渠候官等地汉简记载的汉塞修筑有三种形式：僵落、墙垣以及壕堑。简文还记载了每种汉塞的长、宽、高的具体数据及使用人工情况。

居延汉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局部）（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汉塞防御系统

　　汉时称秦代的长城为“长城”，而称汉代的边防为“塞”。

　　说到汉塞沿边屯戍的具体防御情况，就离不开简牍文书。我们以居延汉简为例，谈谈汉塞的防御体系。居延汉简出土于汉代张掖郡肩水和居延都尉的辖区，在当时都属于都尉府，其出土地点广泛，涉及汉塞防御系统的各级组织机构。汉塞防御系统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候望系统。

　　隧：隧作为汉代候望系统的基层组织，是汉塞候望系统的中坚力量。每个隧设隧长1名，戍卒2-3人。隧长带领戍卒进行日常候望、日迹、传送烽火、修缮设施、运输粮食、伐茭与运茭等日常工作。

　　部：比隧高一级的组织机构称“部”。每个部由6-9个隧组成。部的长官是候长和候史。部没有单独的驻地，一般多附在某个隧中，例甲渠候官第四部就设在第四隧。

　　候官：在候望系统中，候官是比部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某一区域的防御，以甲渠候官为例，它具体负责居延都尉的西部防卫。候官的长官是“候”，其属官有丞、塞尉、士吏，文书官有掾和书佐。甲渠候官辖区内共有10个部、约80个隧，全额吏员108个。甲渠候官又叫“破城子”，位于今额济纳旗南24公里处，1931年出土汉简5000枚，1974年出土汉简8000余枚。经遗址发掘可以知道，它由障、坞两部分组成。

　　都尉：比候官更高的管理机构即都尉，属官有丞、司马、卒、掾、城尉等。居延都尉共有殄北、甲渠、卅井三个候官。在汉代额济纳河流域，边塞防御的都尉有两个，即肩水都尉、居延都尉。

敦煌马圈湾出土积薪（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汉塞有关制度

　　汉塞的基层单位是隧，亦称烽燧，若干个烽燧相连，从东向西，共同构成了汉代的万里长城。

　　1.烽火制度： 汉代每一亭燧，都备有一套烽火信号及附属用具设备，按统一制定的信号条例即烽火品约和其他相关规定，放烽报警、应和传递。

　　烽台：烽台亦称亭，可分为台下建筑和台上建筑两部分。台下建筑有台基、坞垣和房子。以甲渠第四隧遗址为例，其发掘于1974年，这次发掘分两处，西区即烽台及坞，东区为灰坑。烽台较大，现残存3.4米，夯土筑，西南角有一灶膛，上方发现烟囱，可能为升“烟”的装置。台南有坞，东西长21米，南北最宽15.2米，被隔墙分成东西两个院落，共有5间房屋。坞外三面发现有残毁的木转射和虎落尖桩。该遗址既是隧长驻地，又是部候长治所。

　　台上建筑有台上屋及木楼，汉代台上屋多为正方形，台上屋墙开有觑贼孔和视火筒，以观察敌情、烽火，其一面有桟木伸出，其上铺和其余三面铺有木板，称为候楼或候橹。候楼上置有烽竿，候楼常需要涂污。烽竿由4部分构成，即直立的烽柱、可以上下举的横木、横木上系的用于上下举的烽索和起落烽索的鹿卢（辘轳）。

　　烽具：烽具是传递情报的表帜物。

　　积薪：实际即“柴堆”，有大积薪和小积薪，是日、夜不同时间段传递消息的工具。积薪是汉代烽火中最能代表敌情紧急程度的信号。积薪堆放在障、坞之外，外表多敷一层泥沙，即汉简所谓“涂”，可防风雨、火灾。

　　苣：即单个的芦苇把，苣火为夜间升举的烽火信号。苣有大、中、小三种，大苣长度可达244厘米，现存直径5厘米；中苣长度在33-35厘米，直径有4.5厘米；小苣长不到10厘米，直径仅有3厘米。它们的使用功能有何区别，目前尚不清楚。

　　表：一般用缯布做成，用于悬挂。表的形制，约如一长条状悬垂之布帛旗帜。大表当为大帜，这也是烽、表的一区别。表除了发布敌情的大表，还有其他用途的表。如“亡人赤表”为追逐逃亡者所发红色表；“兰入表”为发现兰越塞防者所举的表。

　　烽：与表差不多，烽有草烽、布烽。布烽也是用缯布做成，用于悬挂。汉代的烽，是一种以形体、颜色鲜明的白天升举的信号，与燃火没有关系。

　　烟：同烽、表皆白昼升举。据近年考古发掘，于金关遗址烽台南侧和甲渠第四燧烽台西侧，均发现火灶一座，其烟囱傍烽台一壁向上方延伸。故初步推测烟灶筑在台下，烟囱直伸至堠顶之上。台下灶膛如燃薪草，烟自囱口冲出，必形成一烟柱形。

　　不同数量的积薪、苣、表和烽、烟的组合，构成了汉代烽火品约制度。

　　烽火品约：据研究，“品约”由“品”和“约”构成。烽火“品”为中央政府颁发的有关烽火制度的规定，而“约”则为郡、部都尉根据其管辖范围内的情况参照中央颁发的“品”而制定的具体规定，合称“品约”。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最能反映汉代烽火发放规定的具体情况。该册书共有简17枚，每简长39厘米，宽1.5厘米，内容为居延都尉府根据敌人对甲渠、殄北、卅井三塞候官所属烽燧的入侵程度而规定的信号类别和等级。《塞上烽火品约》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边防手册”，内容十分丰富，它明确规定了不同情况下使用的不同联防示警信号，其中对表、烟、苣、薪的运用规定十分详细。比如汉简上记载：如果匈奴人白天入侵殄北塞，举起两个蓬，同时点燃一堆积薪，同时在烽燧周围的堠墙上点燃苣火，直到天明不准熄灭。这就表明，在面对敌人入侵时，边塞屯戍官兵的做法井然有序，甚至还可以通过烽火信号的不同，将敌人入侵情况进行详尽汇报。

　　2.天田制度：汉简记录了一种现今地表上我们无法探知和发现的长城形制，这类长城汉代人们自称“悬索”。此类长城主要分布在流沙地段，附近缺少修建长城必须的材料和条件，为了巡视需要，在这一地段按照一定的距离分别埋设木桩，汉代人们称“柃柱”，再在木桩上绑挂三道绳索，汉代人们叫“悬索”，从而为戍卒日常巡逻提供标志或参照物。

　　还有一种设施，人们称“天田”。“天田”是分布于汉塞外侧，用以侦察敌人足迹的一种设施，是将汉塞外侧地面上的杂草、树木铲去，把地表整平，然后铺上沙土，画平。“天田”的地表比较疏松。人畜通过就会在沙土上留下痕迹，巡察的人员可根据足迹判断是否有外敌入侵。若发现有敌来犯，则点燃烽火予以警报。“天田”有一定的宽度，足以保证其上如穿越人、马、骆驼等可留下痕迹。

　　天田需要巡视，每个亭隧只有3-4名戍守卒，每天除在烽台上候望之外，还得专门派1名戍卒巡察天田，将巡察情况记录下来，进行逐级上报。这是汉塞防御的重要措施之一，称“日迹”。每日巡视天田、悬索、柃柱，上自候长、候史，下至戍卒，都要轮流参加。辨认踪迹需要耐心和经验，敌人、逃亡者有时会破坏天田的踪迹，破坏柃柱和悬索。汉简记载的汉塞中从事日迹工作的最高官吏是候长，有候长“以主领亭隧吏卒迹候为职”的记载；简牍文书中还有记载日迹发生了异常情况，大多数简文记载的都是正常情况，但也有特殊情况，有记载发现出入天田的痕迹，跟踪二里地之后，因地面坚硬，不知去向；凡是记录与日迹情况有关的简牍，我们称为“日迹简”。肩水金关出土的一枚四面隶书工整书写：“骍北亭卒日迹檮”，这枚简的出土不仅说明了骍北亭位于肩水金关，也为汉代戍卒巡查天田留下了证据。这枚简墨色如新，推测应该还没有被使用，日迹檮不属于文书簿籍，不会传递。

　　3.考课制度：对边塞屯戍官吏的考课，属于上计制度之列，是汉政府对屯戍官吏的管理和奖惩的制度。根据简牍的记载，对汉塞吏卒考课制度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对各部隧守御器的备置、保存情况的考核、对各级官吏的出勤、劳作情况的考核、考察各部吏卒的变动情况、考察与现金财物官吏有关的问题。“秋射”是考核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射箭成绩的好坏，是判断“赐劳”或“夺劳”的重要标准，即每名官吏发射12矢，射中6矢为合格，每多中1矢，赐劳15天，每少中一矢，夺劳15天。在汉代，边塞候望系统中，燧长和燧卒的日常工作也要定期受到上级的检查和督促。如果候长、候史因敷衍而导致所部问题严重的，则要受到责罚。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的一枚胡杨木简牍上，记载了一名叫广德的候史受罚记录：

　　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诸当所具者，各如府都吏举，部糒不毕，又省官檄书不会会日。督五十。

　　汉代戍卒日常生产生活

　　汉代居延和敦煌是整个防御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军事据点，派有大批的戍卒进行防守，当时戍卒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日常事务十分复杂，除守望亭隧、缮治鄣塞、传檄驿书、制檄伐木外，还有一系列生产活动，比如伐茭、运输粮食、喂养狗马、耕种菜园等。尽管如此，戍卒克服种种困难，为维护汉王朝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守护好长城沿线人民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汉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防御体系的中坚力量。汉代戍卒的住所主要是城、障、坞、塞、亭、隧等军事防御设施，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鄣坞部分，即候官所在地，为一构筑坚固的军事城堡。“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四排尖木桩，完整者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左右，三角形排列，此汉简记载的‘虎落’‘强落’。……坞内东侧一组房屋为堵死鄣门以后修建，包括吏卒住室、灶屋和文书档案室，后者不足6平方米。”(见《敦煌汉简释文》第274-277页）《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中写道：“烽燧，长方形……结构为三层土墼，中夹一层芦苇垒砌，无黏接材料……烽燧上部结构不明。四壁整齐并有收分。墙壁均涂以草泥，表面刷粉。……在两墙间以土墼向北砌筑台阶，现残存四级，保存完整。”

　　汉长城后勤供给系统

　　长城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集合了预警系统、屯田系统、后勤保障系统和邮递系统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虽然因为地域不同，长城防线的建筑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其建筑逻辑是相通的。汉长城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法，与长城墙体相配合的是关城、障城、烽燧、堑壕、栅栏等附属设施。在这些烽燧和堡垒的背后，是由汉朝移民新建的郡县或者各种类型的屯田区，这些地方的守备部队或者屯田兵，就是长城防线的总预备队。在遭遇进攻时，由烽燧提供早期预警，让要塞和堡垒充当稳固的战场支撑点，然后屯田区和各个郡县的守备部队在依靠长城防线的掩护进行集结和反击，这就是长城防线的基本运作机制。

　　根据汉简资料，河西汉长城的后勤供给系统，主要设置了仓、库、阁三种机构，由于这三种机构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使长城的防御获得了可靠的后勤保障，这也是汉王朝能够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汉简中记载，“仓”是管理粮食的机构，它在后勤供给系统中最为重要，河西边塞长城沿线所设置的“仓”有都尉仓、候官仓、部仓、燧仓，这四种仓，除分别隶属于部都尉府、候官、部、燧外，还设置了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各级仓还设有一定数量的“仓卒”，承担着各仓的日常劳作。“库”是汉代边塞长城后勤供给系统中存储钱物、武器的机构；“阁”是供戍卒暂存钱物、粮食及武器的机构，它设于候官城障。

　　与汉塞防御体系配套的还有众多的驿站，用于公文传递、物资运转、人员接待等。从悬泉置出土的驿置道里简可知，在地广人稀的甘肃地区，其驿置的间距，大概在50汉里至90汉里，即20.8千米至37.4千米之间。在安西与敦煌之间发掘的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考古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邮驿接待机构，其出土的2.3万余枚汉简、帛书、纸张和各种遗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代边塞生活资料。根据简牍记载，悬泉置有官卒御37人或47人，传马40匹左右，传车6至15乘，必要时会从敦煌郡调拨需要的粮食、马匹、饲料等物资用于保障驿站功能的正常使用。

　　在汉代，汉塞作为当时的防御工事，是实实在在有生命力的，它包括城障、亭堠、烽燧，亭障烽燧相望，构成了重要的军事防线，并通过军事化管理执行任务。那么，两千年前的汉塞是如何运转的，它的功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传统历史文献对其记载是相对有限的。简牍的出土，刚好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给两千年前的汉塞赋予了新的生命力，通过简牍文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汉塞，了解汉代军事防御体系，汉代屯戍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汉长城在我国历史上，对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交融、文化交流、中西方交通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今，长城已不再发挥其军事作用，更多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文明，长城文化和丝路文化应该继续传承下去。弘扬长城文化，展现长城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重要象征，才能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本文系“西北汉简与河西汉长城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2021YB15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