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

儿时的年味

　　文\吴晓明　　　

　　小时候的年，应该是从家家户户开始支起传统的面食制作工具——鏊子的那天开始算起的。女人手上的面粉被揉捏成一朵朵花，男人指尖的煤灰定格成一道道年轮，一鏊子一鏊子黄亮的面点散发着小麦的醇香，小院里袅袅的炊烟里飘荡着孩子们的笑声，故乡的年就以那样具体而又温暖的方式在小村里氤氲开了。

　　如今想想，儿时的腊月里，最经得起主妇折腾的就是面粉，馍馍油饼变着花样的做。可是，不管是蒸馍还是油馍，都不能给我们足够的诱惑，孩子们最渴望的还是正月里的过年菜。

　　张掖人把年夜饭叫“灌仓饭”。叫了几十年的“灌仓饭”，我从没有细究过深意。如今，却开始对一些故乡人的言语细细咂摸，似乎那种独特的叫法中藏着故乡的魂。

　　为何年夜饭叫“灌仓饭”，我便开始查找这个与“浇地”和“丛生的树木”有关的字眼是怎样镶嵌在这顿承前启后的饭菜上了。查了很多典故发现，其实，“灌”这个汉字还有一个重要的义项，是古代祭祀的一种仪式，表示斟酒浇地降神。“灌仓饭”，也有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寓意。

　　吃过了“灌仓饭”，年三十的夜晚还有更重要的两个仪式，一是打醋汤，二是接爷爷（祭祖）。打醋汤这个环节，故乡人叫做清折子，也就是一年中最有仪式感的时候。记忆中，父亲找一个铁锅，里面加上水、柏树枝，然后在炉膛里烧一块圆润的石头，那就叫醋汤石，等到石头烧红之后放进滚烫的锅里，柏树是刚毅、坚贞不屈的象征，石头自然是坚硬的代名词，至于醋，自然有消毒杀菌的功效，这似乎是为这个隆重的夜晚开出的一个岁月的清单，有水，有木，有石，有火，看似简单的一锅醋汤，其实是一张传统文化的清单。父亲端着锅走在前边，锅里热气腾腾，石头和水在热烈的拥抱之后发出“滋——滋—”的声响，父亲喃喃念叨着避祸祈福的吉祥话，我们满心忐忑又欢喜地跟在后面。打醋汤的时候不能遗漏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涵盖了鸡圈、狗窝等等地方。等到每个角落都走完了，父亲便用一张黄表把那个圆润的石头包起来，放在桥头或者墙头上。

　　醋汤打完了，家里清爽了，父亲就开始张罗着祭祖接爷爷了。大人带着孩子在火堆跟前，满心满眼都是虔诚。尽管儿时的我们并不懂得这些仪式里藏着什么岁月的秘笈，可是我们知道，这是对传统习俗的尊敬。

　　接下来，正月里孩子们的快乐几乎和吃息息相关。我们都盼着去走亲戚，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着吃个圆盘，满足下儿时蓬勃的食欲。

　　故乡人把过年菜叫圆盘，其实，这个称呼看不出菜的品种和色香味，只是以容器代替菜品，一个“圆”字，吃出的应该是一种喜庆，一种团圆，一种其乐融融的场景。

　　那时候的圆盘里盛着的就是大肉粉条炒豆芽。大肉都是村里人自己养的过年猪，家境好的人家到了腊月就宰上一头猪，草料、麸子养出了肥肥的膘厚厚的肉，膘肥肉厚的那头猪就撑起了一个大大的年。如果家境清贫的人家可以买上一条腿，再困难也得买个猪头，那是年的压轴戏，乡人们常说，没有大肉过什么大年。

　　大肉有了，挂在屋梁上，似乎就把年醒目地挂在那儿了。丝丝缕缕的年味儿从我们眼里渗透到心里，像是锅里的水一样慢慢冒泡。发豆芽也是做年菜的一个重头戏，等到腊月里，把扁豆往盆子里一放，放在热炕的角落里，它不声不响就会抽出新鲜的芽，慢慢地一天一种姿态，女人们有了空闲，用清水洗一遍就好了，它就像是那片土地上的孩子一样憨厚，等到正月的时候，一碗扁豆变成了一盆豆芽，如果时间长了吃不完，扁豆芽也会生出两片新鲜的绿叶，那盆豆芽像是盆景一样热烈地盛开了。

　　还得说说粉条，故乡那片土地上长得最憨实的还是土豆，也是童年顿顿少不了的主食。等到冬天的时候，故乡人就用土豆做粉条，等到晾干之后整整齐齐装进纸箱里，似乎那些粉条让年的味道又足了一些。

　　等到了正月里，肉片切好了，粉条泡好了，豆芽长好了，像是黄金搭档一样在铁锅里翻炒出浓浓的年味，快熟的时候把葱花、蒜苗、辣椒丝一放，伴着浓香出锅、装盘，所谓的圆盘就是如此圆满了。既有肉的醇香，又有豆芽的清香，既有粉条的柔韧，又有豆芽的清脆，色彩上更是互相映衬，那肥肥的肉片承载着年的富足，那长长的粉条吃出了绵长的快乐，真的是童年的饕餮盛宴呢。

　　如今，别乡已久，但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儿时的“灌仓饭”都是关于年味最生动的记忆。腊月飘雪的时节，小村庄的缕缕炊烟依然氤氲升腾，而那些年味飘荡的日子，也在我的内心里弥漫着丝丝缕缕别样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