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周末对话】1988年 我带着20颗鸡蛋去高考

　　——当你经过两三年、三四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坚持，才有可能抵达彼岸。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李萍 郭菡璋 景永鹏 实习生 尉旭升

　　36年前，甘肃省陇西县考生康世昌步入考场前的“礼物”，是母亲托人捎来的20颗平日积攒的煮鸡蛋；36年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康世昌已经12次攀上珠峰，他得到的“礼物”，是落日映红雪山的壮观景象。

　　两个不同时代的康世昌如果隔空相遇，一定会庆幸当初做出参加高考的决定，因为这让我国冰川研究领域又多了一位专家。

　　新甘肃客户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少人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价值，还记得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吗？

　　康世昌：历历在目。我是1988年参加的高考，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这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我出生在陇西县，父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他知道读书上学的重要性。但他想的是让我初中毕业考师范，然后回到村里继续当老师。

　　在陇西一中上学时，校长劝我去上高中考大学。他说，我给你父亲写封信，一定要让你去考大学。那时候早点就业是我们全家的期望，而上高中考大学有着太多不确定性。

　　多亏这封信，我父亲最终同意了。三年后，我如愿参加了高考，上了大学。

　　新甘肃客户端：6月7日，2024年高考拉开序幕，和30多年前相比，您觉得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康世昌：高考这个话题，总是牵动着很多人的心。但无论跨越多少个年头，考生参加高考的初心都不会变。

　　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好了，各种送考也是花式繁多。每到这时，我总会想起我高考时，因为离家远住校，母亲就一直念叨着说要给我煮点鸡蛋捎来。那会鸡蛋可是最好的考前礼物，家里要攒好多天。考试前，母亲专门委托一位亲戚骑着自行车送来20颗煮鸡蛋。当时就感觉很珍贵，舍不得吃。

　　另外，那时候高考录取率很低，选择也更少，我们班60多个人，考上一本、二本再加大专也才十几个人。按照平时的成绩，我觉得考上大学应该没有问题。但在开考前，我突然开始紧张，躺在宿舍的床上胡思乱想——父亲年龄大，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母亲托人捎来的20颗鸡蛋。

　　新甘肃客户端：如果没有参加高考，会不会是另一种人生？

　　康世昌：农村那时候能考上大学的非常少。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人考到了庆阳师专（陇东学院），就觉得他太厉害了，因为当上了老师，就有了“铁饭碗”。这对于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农村娃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

　　所以条件略微好一些的家庭，都会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到城里工作。但农村的各种农活特别多，我们很小就开始放羊，帮大人在地里干活，村里考上大专的都是凤毛麟角，更别说是考上大学。

　　父亲一直让我好好学习。他说，不管以后回不回来，一定要先出去到外面看看没有见过的东西。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也坚定了我学习的信心。高考成绩出来后，我考到了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第一次考不上，应该会去复读，再准备考一次。最大的变数就是不一定会接触到现在研究的领域。

　　新甘肃客户端：现在的学生通过研学、网络，对外面的世界了解途径很多。但是，对于您来说，当时从农村到城市上大学适应吗？

　　康世昌：报到第一天，我从兰州火车站下车就看到了天水路。当时感觉很震撼，马路怎么这么宽，路上还画着线。说实话，从一个说着陇西话的小县城到一所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我其实是有压力的。

　　我到大学时候才开始学说普通话，有一种自卑心理，觉得我从农村来，肯定不如大城市来的孩子。但这些自卑情绪并没有太影响我，普通话说不好，我就晚上躺在床上不断练习。出身没办法改变，我就通过后天努力改变。

　　正式开学后，有的同学想着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就要适当放松一下。但我始终感觉自己和别人比是落后的，学习方式跟高中变化不大，尤其大二、大三开始上植物地理、动物地理等一些课程时，需要去山里小树林实践，我的学习优势就慢慢显现出来。后面因为成绩进步很快，被免试推荐上了研究生，又一路读到了博士。

　　新甘肃客户端：您从博士生阶段就开始参加科考，到现在已经参加青藏高原科考40多次，登访珠峰12次……冰川研究这么苦，为什么还要坚持？

　　康世昌：我研究冰川是在研究生阶段，导师说现在兰州大学地理系学现代冰川的少，你去学。当时，冰川学是个冷门学科，我也没有见过冰川到底长啥样，但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研究生快毕业时候，当时的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老师觉得我身体素质好，又能爬山，就让我去读他的博士。

　　1997年，我第一次跟着导师去珠穆朗玛峰钻取冰芯。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不是要去登顶，而是要在海拔6500米到7000米的地方采集样品做观测。高海拔地区没有任何植被，氧气稀薄，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头疼、呼吸困难等高原反应很折磨人。然而，冰川把大自然的信息封存其中，我们为确保冰芯不融化，必须得从晚上七八点开始，在太阳升起前结束打冰芯的工作。

　　搞科研，哪有不苦的？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当你从珠峰上把样品拿来，当你拿到一批批科研数据，并且把这些数据整理成文章，给出一个新的发现点时，这种满足感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新甘肃客户端：长期研究冰川，面对同一件事情，有没有觉得枯燥或者想放弃？

　　康世昌：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多年面对冰川是枯燥的，这是一件越研究越新鲜的事情。我们带着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渴望去干这件事，有了成果会很有成就感。2018年，我参加了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去南极，大家听起来一定觉得很酷，其实在高海拔、低气压下外出作业，眉毛胡子上总是挂满了冰碴，就连衣服、帽子上也会被冻起一层白霜。

　　和青藏高原上的科考工作相比，南极的科考工作就不算什么了。南极科考工作几乎都是机械化的，而青藏高原所有科考工作都要靠人力，比如喊着号子将几十公斤的冰芯拖过冰坎，既要克服高原反应，还要干重体力活。此外，冰裂隙也是冰川科考最大的危险，多数时间里，冰裂隙被雪覆盖，很难看见。我曾落入半米宽的冰裂隙，如果那个裂隙再宽一点，我现在可能不会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采访了……

　　我经常鼓励学生，越是艰难的地方，到达的人越少，你就会欣赏到别人欣赏不到的风景。比如说珠峰的日照金山，太阳下山的时候，把整个雪山映红了，由红色再变成金黄色，再变成白色，这些都是别人欣赏不到的。在珠峰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你拿到的样品是独一无二的，观察的数据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珍贵的资源对于科研人员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今年55岁，去年还跟随“巅峰使命”科考登山队成功到达珠峰高海拔冰川区。我的很多同行，他们60多岁了还在爬冰川。只要身体允许，我每年都想去几次冰川。

　　新甘肃客户端：通过高考走出去不容易，做出回来的决定应该更难。

　　康世昌：2004年，我从美国读完博士后回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工作。在北京待了十年，我的导师秦大河院士建议我回到兰州，把冰冻圈科学学科建设起来。

　　我想，在兰州非但不耽误我对科研的热爱，反而更有利于我作现代冰川研究。经过在兰州工作的十年，我认为这个选择没错，学科建设越来越好，越来越顺。

　　新甘肃客户端：今年的高考正在进行，对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有什么建议？

　　康世昌：高考是风卷万里大浪淘沙的“试金石”，除了高考，人生路途中任何时候，都需要拼尽全力，不论是科研、学习，还是生活，坚持最重要。当你经过两三年、三四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坚持，才有可能抵达彼岸。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了才会有新质生产力，才能进一步提升国家的实力。我希望，青年学子们都能考到理想大学，能够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参与到科技创新事业中，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