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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博物】博物馆里看晋国风云

 2024/09/04/ 09:05 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佘岳

博物馆里看晋国风云

  佘岳

  晋国是周朝重要的诸侯国,起源于西周,鼎盛于春秋,结束于韩、赵、魏“三家分晋”,历经38位国君,立国660余年。

  “河汾之东,方百里”,是古史对晋国始封唐地的记述,早期晋国究竟在哪里?三千年来一直是个未解的谜。今人面向大地的求索,聚焦于山西晋南地区。曲沃和翼城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揭露大面积的文化遗存。其中晋国公族的“公墓”,即名满天下的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上万件。从而确认了西周时期从燮父至文侯的9代晋侯,结束了2000余年关于晋国始封地的论争,证实这里即文献记载“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地,晋国早期都城所在。

  在古老的岁月里,多少故事成为历史。如今遗存下来的文物古迹、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和还原了晋国的历史风貌。近日,“晋国霸业——山西晋国文物精华展”正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举办,在馆内1号展厅里,157件(组)精品文物向人们讲述着晋国的历史。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其子燮父改号为“晋”。其后励精图治,开疆拓土,逐渐强盛。周室东迁,文侯首功;践土会盟,文公称霸;其后纵横中原,九合诸侯,成就霸业。晋国鼎盛时期,地跨晋、豫、冀、鲁,疆域辽阔。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专权,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韩、赵、魏变法图强,称雄战国。晋国六百年伟业,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的基石。

  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晋侯墓地,弥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和史实空白。晋侯墓地考古发掘成果,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在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要的文化遗存。这些出土的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展示了古代晋国的繁荣和显赫。

  近期,甘肃简牍博物馆与山西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一场“晋国霸业——山西晋国文物精华展”,这是山西也是晋国出土文物在甘肃的一次集中亮相。展览精选了晋国文物青铜礼乐器、车马器、兵器等157件(组),分“河汾骄子”“争霸春秋”“余烈三晋”三个单元,从多方面展示了从“桐叶封弟”到“三家分晋”的六百年晋国历史进程以及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

  第一单元“河汾骄子”,以晋国公族内的公墓为主,讲述了震惊世界的晋侯墓地的发掘情况,这些墓葬共出土文物上万件,一幅晋国的时光卷轴,经考古发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二单元“争霸春秋”,向人们展示了晋国在春秋时期的风云历史,自公元前770年,晋文侯辅佐周平王东迁至洛邑,又率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乱局。晋文侯借“再造周王朝”之机,于汾水流域扩张领土,为晋成为春秋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煌煌春秋三千载,悠悠晋国六百年。第三单元“余烈三晋”,向观众讲述了春秋中后期晋国的衰败及“六卿”的崛起,最终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历史。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53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内乱,韩、赵、魏三家联合,打败其他卿大夫,尽分晋地,彻底架空晋国国君,后周天子封韩、赵、魏为诸侯,“战国七雄”格局形成。公元前376年晋静公被废,晋绝不祀。

  本次展览出土文物的出土地就包括了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晋国遗址”;中部的晋国末期“晋阳古城”等。“曲村——天马遗址”为晋国早期都城,晋侯墓地震动学界。“侯马晋国遗址”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铸铜遗址”和“侯马盟书”名扬中外。中部的“晋阳古城”则是晋国末期执掌政柄的赵简子的政治军事基地,后来成为赵国的初期都城,“赵卿大墓”气势恢宏,令人耳目一新。

  展厅内不仅有晋国的历史溯源、考古发现遗址,还展出了大量丰富的精品文物,在展出的文物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其中的“猪尊”“晋公盘”“侯马盟书”“楚公逆”铜短剑等多件文物充分展示着盛晋的国威,也是山西地区多项重大考古发现的一次集中亮相。这些文物不仅为观众展示了古代晋国曾经的繁荣和辉煌,也承载着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晋公盘

晋公盘 春秋

  晋公盘是晋文公时期特制的青铜礼器,国家一级文物。晋公盘是重耳为女儿孟姬出嫁到楚国的嫁妆。晋公盘为圆形盘,盘口外径47厘米,内径44.6厘米,带耳通高12.2厘米,重7000克。整体外有浅绿色锈,盘内壁锈少,盘内动物身上均有浅绿色锈,无锈处呈亮灰色。盘腹部下接三座状的人形足,三足不是等分圆周,稍有差异。三人形足形制相同,裸身,双手向后托起盘底姿态,双膝跪坐。人面部修饰简洁,瓜子脸,三角鼻,高眉弓,嘴部造型不明显,耳部上阔下收。短发整齐作圜形覆于头顶。双乳和肚脐以圆圈标识。晋公盘内的装饰很繁缛,与外表“质朴”形成反差。盘内装饰的动物分别为蟠龙、水禽、龟、鳖、蛙、蟾蜍和鱼。

  不同于大多数青铜盘,晋公盘的平底浅腹内,铸有众多的立体动物雕塑。在它底部中心有一对浮雕游龙回旋盘绕,双龙之内站着一只水鸟,双龙之外又有四只水鸟和四只乌龟。再向外延,又有三只青蛙和三条游鱼。最外一圈,是数只青蛙和乌龟,它们或蹲或游,或者爬行,非常生动鲜活。这些动物的制作展示了工匠的心灵巧思,鸟喙可以自由开合,龟首能够如意伸缩,原地还能进行360度转体,既体现了青铜冶铸技术的高超,亦体现了机械制作技术的进步。

  猪尊

猪尊 西周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猪尊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的夫人墓中。背上有盖,盖面饰云雷纹。器腹两侧各饰同心圆涡纹,周围饰变形兽面纹。盖内及外底均有铭文:“晋侯乍(作)旅飤(sì)”。“飤”通“食”,多用于青铜食器上,而此尊应是盛酒器,在酒器上自铭为飤,较为罕见。猪是伴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而成为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先秦时期多用作祭祀活动的祭牲。晋侯墓地出土的猪尊,将酒器青铜尊铸成日常生活中猪的形象,造型逼真,憨态可掬,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青铜工匠的聪明才智。

  中国是最早把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之一。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看,殷商时期的养猪业相当发达,猪是祭祀中的重要祭品,猪的形象在考古发现中其实并不少见,但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猪的形象却比较罕见,尤其是青铜猪形酒器仅见三件:商代猪尊、商代青铜猪卣、西周晋侯猪尊。

  波曲纹虎足方盒

波曲纹虎足方盒 西周

  1993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2号墓出土。波曲纹虎足方盒为生活用具,出土于晋穆侯夫人墓。盒为长方形,口径略大于底径,斜直壁,顶部有立体的虎形捉手,两扇小盖可以开启,盒下有四虎为四足,虎首朝外。盒四壁上部饰鳞纹,下部饰波曲纹。此盒设计精巧,器型较小,纹饰精美,应是古代贵族女性用来珍藏小型物件的容器。

  虎头匜鼎

虎头匜鼎 春秋

  山西省侯马市上马村14号墓出土。器为直口窄平沿,口沿前部有虎头形管状流,双附耳,腹部圆收形成圜底,下承三兽蹄足。捉手的虎头向左前方斜视,虎尾下垂后向上卷曲,流口虎嘴大张,双目凝视,双耳直立,器口沿下饰兽目交连纹,腹部饰重鳞纹。

  匜是春秋时期广泛使用的器物。春秋早期匜体呈瓢形,前流后鋬,四个片状兽形扁足。春秋中期匜逐渐由敞口流变为合口流,名作虎头匜。战国时期出现瓢形匜,敞口流,环形足,战国中晚期一般作桃形,平口、圜底、三环形足,素面。

  “楚公逆”铜短剑

“楚公逆”铜短剑  西周

  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出土。身呈长条形,中部起脊,两刃斜直,刃缘锋利,剑身横截面呈菱形。茎格部平面呈“凸”字形,有阑,侧阑凸起,横截面呈“工”字形,后端较窄,有两个圆穿。剑身近茎格处两面均饰阴线人面纹。双合范铸造。两面人面纹头顶上方铸铭文:“楚公逆□□中戈。”考古人员推断,有可能该件器物的作器者为楚公逆,与晋侯墓地M64出土的楚公逆编钟、宋代嘉鱼县出土的楚公逆钟的作器者为同一人。

  立鸟人足筒形器

立鸟人足筒形器 西周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圆筒形,带盖,盖与器体以子母口套合,盖平顶,上有圆雕立鸟形钮,鸟弯喙,双目圆睁,作展翅欲飞状。器为平口,口沿有一对贯耳,直壁,方形底座,底座四壁各有一个人形足以承器体。人发髻高耸,赤身裸体,屈膝下蹲,作奋力抬举器物状,形象写实生动。方座饰波曲纹,内底有两只小铃,可发声。盖顶饰斜角云纹一周。盖沿和口沿饰变形兽体纹,筒腹和方座饰波曲纹,筒下层饰鳞纹一周。这种形制的青铜器尚属首见,其功用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它独特的艺术造型和装饰却可以说是集众器之长,独步天下。

  鸟首盉

鸟首盉 春秋

  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36号墓出土。扁椭圆体曲流形盉,口沿外侈,上为圆雕的振翅鸟形盖,盉身两侧饰三周纹饰,上部饰体躯相交的龙纹。

  盉用青铜制成,盛行于商周时期。关于用途,学界一般认为早期的盉用来温酒或调酒,如王国维的《说盉》中提到:“盉乃和水于酒之器”;后据考古发掘,发现盉通常与盘、匜组合出现,学者亦认为盉用作水器。

  青铜甗

  山西省洪洞县南秦墓地出土。青铜甗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商代的甗多为圆形器,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西周除沿袭商代形式外,还出现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开,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时还出现了长方形甗。

  子犯龢钟(仿制品)

  全套编钟大小不一、高低轻重相次,最大者通高71.2厘米,重44.5公斤;最小者通高28.1厘米,重5.4公斤。各钟形制大致相同,均长腔封衡,鼓部较宽,周围饰目雷纹、夔纹。中央钲部共铸有铭文一百三十二字。

  子犯龢钟铭文拓本上书“子犯”两字。铭文大意:春秋中期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五年)5月初,在吉日写下这段铭文,子犯一直陪伴在晋文公左右,在外流亡十九年后返晋匡复其邦国,后又与楚有“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从而有“践土会盟”等史实。由于子犯的功绩,周王赏赐给子犯诸多宝物,诸侯也送给子犯大量美铜,因而子犯铸制这套和钟,并铭记勋绩传颂子孙,永宝用乐。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8件 春秋(本文图片由甘肃简牍博物馆提供)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盟书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在订盟誓约时所记载的言词,亦可称为“载书”。侯马盟书的文字属于春秋晋国的官方文字,侯马盟书因出土于山西侯马而得名。

  (作者单位:甘肃简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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