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化】绚烂多彩的敦煌文化

【溯源甘肃文化】

绚烂多彩的敦煌文化

莫高窟第428窟 中心塔柱窟

莫高窟第61窟 曹氏家族的女供养人

敦煌莫高窟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特约撰稿人 张善庆 郑炳林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是汉唐以来中央政府经营西域地区的基地，也是与西域交通的孔道所在。敦煌悬泉汉简称“郡当西域空道”，西汉敦煌的阳关、玉门关是丝绸之路交流的两扇大门，与西域通使通商和亲经由阳关往来，而西汉镇抚西域或者西域归附汉朝经由玉门关出入。《隋书·裴矩传》称，出敦煌至西海三道总凑敦煌，为咽喉之地。敦煌虽小，却是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敦煌文化就是在中外交流中孕育出来的，集中体现在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中。近乎7万件敦煌文书、735个佛教石窟、延续千年的历史文化，随着藏经洞的开启，吸引了全球学者的目光。在此后的100多年里，几代中外研究者前赴后继，涌入这个研究领域 敦煌学。这是狭义的敦煌学，广义的敦煌学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考古、历史、语言、文学、宗教、思想、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置身其中，我们情不自禁地“仰望”，因为这是古人铸造的一座文化丰碑，高山仰止。

　　敦煌文化的价值

　　藏经洞开启之后，重见天日的敦煌写卷等文物，连同被遗忘在大漠深处的莫高窟，犹如一段尘封的民族记忆，被猛然唤醒，汉唐盛世的辉煌、丝绸之路的繁忙，逐渐清晰起来。以敦煌文书和石窟艺术为载体的敦煌文化，其价值具有多元性，其中“保存”价值尤其突出，这种“保存”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诸多缺憾，从此，中国古代史部分问题的研究不再是“大写意”，而成为细致的“工笔画”。

　　敦煌文书内容包括古代官私文书、四部书抄本以及佛教、道教、三夷教等宗教典籍。作为佛教中心，宗教文献自然占据多数，除此之外，还包括官府档案、户籍、地契、寺院度牒、邈真赞、史书、讲经文等，学界研究成果丰硕。

　　敦煌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还包括735个佛教洞窟及其周边的考古遗迹。北区虽然“空”无壁画，这种“空”亦有重要研究价值，更何况这里曾经出土了大量文物。南区保存了4.5万平方米的壁画，好似敦煌社会人间影像在石窟壁面上的投射，直观而又生动。作为艺术作品，敦煌壁画具有填补中国美术史空白的价值。

　　敦煌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自张骞凿空西域，敦煌就成为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重要门户。深入敦煌文献，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敦煌作为“咽喉之地”的地位就更加清晰可见。10世纪中叶《归义军衙府酒破历》是一份残缺的酒水支出账单，详细记录了从四月九日到十月十六日的213项支出情况，内容异常丰富，透露出归义军时期敦煌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招待甘州使节15笔、于阗客人11笔（于阗使8笔，于阗其他来访3笔）、伊州使7笔、西州使1笔、南山14笔。另外一件《归义军衙府面油破用历》记载：“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又，四月二十九日……又下檐甘州使细供三分……肃州使细供一分……汉僧三人，于阗僧一人，波罗门僧一人，凉州僧一人，共面一斗、油一升。”从这些密密麻麻、迎来送往的账目中，我们看到在这个边陲之地丝绸之路诸道政权使者的身影，这也进一步说明古代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作用。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敦煌较早地接触到佛教和佛教艺术。甘肃悬泉置遗址曾经出土一枚汉简，提到“小浮屠里”，郝树声和张德芳先生认为其年代大概是“东汉明帝（公元5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敦煌接触佛教应该在这枚汉简所在的时代之前。“浮屠”也许是佛塔，也许是寺院。既然有“小浮屠”，那么也许可以推断，在此还有“大浮屠”；不仅如此，浮屠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处地标性建筑，以至于被拿来命名“里”。五凉时期，“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到前秦建元二年，乐僔、法良开凿莫高窟，敦煌社会已经浸润在佛教中长达400年之久了。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门户，敦煌在汉唐时代的中国无疑是一座最具国际化的边塞都市。面对外来艺术，敦煌社会坚守传统，同时又根据自身的理解，大胆改造。

　　在莫高窟开凿伊始，中国工匠已经开始改造之路。阙形龛是中国人独创的一种窟龛样式，最早出现在“北凉三窟”之一的第275窟，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期洞窟。洞窟南北两壁上方以绘塑结合的形式创造阙形龛。这种龛形只在莫高窟和酒泉文殊山石窟有发现。这是古代中国工匠对佛教艺术进行的一次改造，因为阙是中原地区传统的建筑，不见于国外，何以此时此刻“阙”被挑选了出来应用到改造佛教艺术的创作活动之中？阙，这种礼仪性建筑可以上溯到周，并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广泛应用于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和墓葬建筑。在两汉之际的墓葬中，阙建筑有一个特殊的寓意 通往死后世界的重要标志，由于西王母信仰较为盛行，昆仑山成为人们普遍向往的仙境，所以四川、重庆等地的画像石普遍把西王母图像和双阙组合在一起，此后这种模式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北地区；当敦煌工匠开凿洞窟塑造兜率天宫时，由于兜率天宫也是佛教净土世界之一，和汉画“西王母+双阙”模式在义理上相通，所以敦煌工匠就巧用这种模式，创造了“补处菩萨+双阙”的兜率天净土。不能不说，这是敦煌工匠利用本土文化，对佛教艺术所进行的一次重要改造，这个过程包含着继承，同时也富有创新。

　　另一个创新改良的洞窟建筑是中心塔柱窟，其原型是印度支提窟。洞窟平面多呈倒U形；窟内空间多被两列石柱纵向分成三部分，中间是主室，既宽又高，两边是侧廊，较低而且比较窄；主室前端是入口，后端是半圆形后室；后室中央雕凿佛塔，两侧石柱在佛塔后部相接；主室的顶部为纵向肋骨筒拱，侧廊顶部为半圆扇形。这样佛教徒就可以经过侧廊进行绕塔礼拜。在莫高窟北朝第二期洞窟里，中心塔柱才开始大量出现，并一直兴盛到初唐。

　　由于佛教在北朝时期处于勃兴时期，作为外来文化，依然同中国内地传统文化存在碰撞，而正是这种碰撞，产生了智慧的火花。反映在石窟艺术创作上，北朝洞窟尤其绚烂精彩。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和第249窟由于自身多元的文化元素，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研究热度持续不减。

　　在艺术风格方面，第249窟南北两壁在千佛中央各绘制一铺说法图，主尊左右两侧上下各绘制一身飞天，只是两身飞天形象不同，一身飞天上身赤裸，下身着裙，体形健硕；另一飞天浑身上下包裹着宽袍大袖，身形苗条，婀娜多姿，宛若仙子。为什么一铺说法图会出现两种风格迥异的飞天？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考虑，迁都洛阳，这是太和改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孝文帝延续平城开窟造像的传统，开始在龙门营建石窟。太和改制内容还包括改革官制，改姓氏，推行汉服、汉话，全盘吸收汉文化。这场改革虽然是政治文化层面的改革，但也影响了佛教造像的创作，因此成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分水岭。太和改制之后，诸佛菩萨造像日渐呈现“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佛像一般面容清瘦，脸型秀气，原本魁梧的肩膀变成削肩，人物一般身穿宽袍大袖，袈裟裙摆覆盖佛座的大部分面积。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推行，中国北方兴起汉化浪潮，其影响也波及佛教艺术创作。这种风格凝聚成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到当时中国北方大小石窟所在地，因此佛教美术风格沿着佛教东传路线开始西向回传。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文化立足本土，吸纳外来，融合并用，开拓创新，最终如同一个万花筒，呈现在世人面前，绚烂多彩。

　　敦煌文化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

　　在先秦和秦汉之际，敦煌地区生活着月氏人、大宛人和匈奴人。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河西地区本地居民、中原戍边军民、丝绸之路商人、草原游牧民族等数股迁移人口交融在一起，最终造就了多彩的敦煌文化。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非汉语文献，包括于阗文、藏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乃至希伯来文，内容涉及宗教、官方文书、信札等。在莫高窟的供养人行列中间，我们看到了匈奴、粟特、鲜卑、吐蕃、党项、蒙古人的身影。

　　晚唐五代时期，居民结构更加复杂。除了汉人之外，敦煌地区居住着很多粟特人，瓜州地区是吐谷浑人和吐蕃人，伊州地区是回鹘和龙家，甘州地区主要是回鹘，凉州地区是吐蕃、嗢末部落。敦煌地区原本以汉人居民为主，但在晚唐五代时期其他民族人口比例越来越高，粟特人依然存在，吐蕃、龙家、吐谷浑等也都涌入敦煌。这些人在敦煌定居下来，形成聚落，通过买卖互通有无，互相通婚，甚至使用汉姓，信奉佛教，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已经融入了敦煌社会。

　　在社会生活方面，汉唐之际，粟特人作为商业民族，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一分子，行走于这张繁密忙碌的交通网上，部分人口也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敦煌作为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重镇，自然也就成为粟特人集中的落脚之地。综合诸多资料来看，以张议潮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和以安氏为代表的粟特人建立联姻关系，促成敦煌归义军联盟的建立，为驱逐吐蕃势力回归大唐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生活方面，坐贾行商，放弃长途贩运的粟特人定居之后投资当地各种商业贸易。根据敦煌文书，康氏家族在归义军初期就开始经营酒类、麦、面粉、柴草、布匹、棉布、丝绸等物品的贸易，除此之外还有胡粉等化妆品、马匹、驼羊等等。这些物资既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又有昂贵的域外奢侈品，也就是说，他们与敦煌社会各个阶层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

　　在宗教信仰方面，除了信奉祆教，部分粟特人开始供奉佛教。由于粟特人信奉祆教，在重要的聚居区都建有祆祠，敦煌也不例外。随着时间推移，敦煌石窟逐渐开始出现粟特人的身影。典型案例之一是康秀华。他是留居敦煌的粟特人部落的首领，《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记载到浴佛节康秀华为抄写《大般若经》，布施粟麦一百五十石、银盘子三枚、胡粉四斤，同时在莫高窟第44窟南壁供养绘制了一铺观世音菩萨像。从布施抄经和画像的内容来看，康秀华的佛教信仰似乎并无显著的个体特征，这些内容都是当时敦煌社会流行的题材。案例之二是莫高窟第359窟供养人画像。根据沙武田释读，供养人榜题多为“石”姓，据此可推，洞窟主人大概是粟特后裔。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该窟东壁门上为夫妇对坐供养画像，其中男性身材略微发胖，身穿唐装，但是腰上系蹀躞七事，高额头和鼻梁，留着一圈修剪整齐而且较为浓密的络腮胡，从面貌和体质特征上是一个典型的中亚西域胡人形象，特别是他的眼睛，是以宝石蓝颜色点描的眼珠，正是唐人所描绘的“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琉璃宝眼紫髯须”。这一发现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再看第359窟的内容，洞窟主室南北两壁绘制阿弥陀经变、金刚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东壁绘制维摩诘经变。这些内容在莫高窟也是比较普遍的题材。

　　以上主要聚焦晚唐五代时期的粟特家族，下面我们再把视角扩大到归义军政权这个更大一点的研究范畴。

　　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张议潮率众建立了一个地跨东西两千里，控制西北六郡的区域政权，从归义军建立和政权内部人员任职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多民族联合政权，张氏归义军如此，曹氏归义军亦是如此。这种强强联手也进一步加深了敦煌各族人民之间的融合。

　　曹氏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曹议金积极开展和亲外交，同甘州回鹘和于阗缔结姻亲关系，迎娶甘州回鹘公主和于阗国王女儿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回鹘圣天可汗和于阗国王。在公元914年到公元935年之间建了第98窟。该窟一大特色是供养人画像，共计200多身。曹议金打破了功德窟一般只绘制自家亲属画像的常规，把归义军文臣武将、僧官大德也都容纳进来，不可不说曹议金用心良苦，这是他巩固曹氏政权的一个重要举措。第61窟完成于公元947年—公元951年间，功德主为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议金之子曹元忠，敦煌研究院所藏写卷《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称之为“文殊堂”。该窟东壁门南北两侧绘制女性供养人，其中东壁窟门南侧绘制第一、二、三身供养像榜题分别为“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姉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姉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一心供养”；东壁窟门北侧第四、五、六身供养人题记分别为“外甥甘州圣天可汗的子天公主……”“外甥甘州圣天可汗的子天公主供养”“外甥甘州圣天可汗的子天公主供养”，曹元忠之子曹延禄又迎娶于阗国王之女，所以第七身供养人画像榜题为“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弟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就是通过这种姻亲关系，孤悬边地的归义军政权前后维持了百余年的时间。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归义军政权上层为代表的敦煌大族之间同休共戚，不断融合。

　　上文主要从敦煌粟特人群的生活扩展到归义军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外交，从微观上看，这些内容主要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日常的吃穿住用行以及精神信仰，至大是一个西北地方政权的更迭。但从宏观上看，这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进程的吉光片羽，正是由于这种点点滴滴的聚集，最终成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进程中的磅礴气势。

　　东汉应劭在解释“敦煌”时说：“敦，大也。煌，盛也。”时至今日，敦煌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部大书，敦煌文化展示出来的，又何尝不是一个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