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敦煌与山西：跨越2000年的人文交响

敦煌与山西：跨越2000年的人文交响

　　敦煌位于甘肃最西端，处在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山西则居于华北平原西部，依傍黄河之东，雄踞太行之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敦煌是通往西域和中亚的关键交通枢纽，被赞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起，已历经了长达2100多年的岁月洗礼。山西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宛如一座宝库，珍存着整整5000年中华文明最为完整的记忆，享有“中国古代博物馆”的盛誉。

　　两地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之遥，然而，当我们细细探寻，无论是在那神秘莫测的莫高窟壁画里，还是在那些历经岁月沉淀、散落在时光角落的简牍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敦煌和山西之间竟然有着长达2000年之久既真实又厚重的人文交流史。这宛如一条隐秘的文化纽带，跨越千山万水，将两地紧紧相连，在历史长河中相互辉映，共同演绎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1 这些山西籍子弟，名字永远留在了敦煌

　　在敦煌玉门关出土的3000多枚汉简中，据初步统计：戍卒名籍簿有106枚，相当于2000年前戍卒档案或花名册。其中14枚明确记载，上党、襄陵、绮氏、闻喜、皮氏、壶关、北屈、汾阴等地的戍卒，千里迢迢来玉门关边塞戍守。汉简记载了他们的姓名、所属县、里、职务、年龄和他们的武器装备、身体状况和烽火传递等。本文遴选二组8枚汉简释读。

　　【原简】第一组：

　　1.戍卒 河东郡汾阴高氾里 张贤 三石具弓

　　2.戍卒 河东郡皮氏长子里 赵乐世 四石具弩

　　3.戍卒 河东北屈东邑里张奉上

　　皂布袍一领 出 缇行 破一 出

　　白练裘袭一领 出 尚韦二两 一出 □一

　　皂布单衣一领 出 狗皮袜二两 一出

　　皂布绔一双 出

　　4.临泽燧卒河东襄陵平望里马长居

　　5.□东闻喜利里 魏延年

　　6.戍卒 河东绮氏平泽里 张禁

　　张贤、赵乐世、马长居、魏延年、张禁是戍守玉门关的戍卒姓名。

　　第一组汉简记录的是来自河东郡戍卒名籍，其中简5缺第一个字，根据简文判断缺“河”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秦置”即今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一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简1—6有汾阴、皮氏、北屈、襄陵、闻喜、绮氏六个县名。简1中的汾阴，汉代县名，故遗址在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简2中的皮氏，汉代县名，故遗址在河津市阳村乡太阳村东南，原村口牌坊上书“古皮氏城”。简3中的北屈，汉代县名，故址在今临汾市吉县北麦城村。简4中的临泽燧，玉门关烽燧名。襄陵，汉代县名，故址在临汾市襄汾县西北。

　　简5中的闻喜，即现闻喜县。《汉书·地理志》：“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更名”。闻喜古称左邑县桐乡，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正在河东郡前往缑氏的途中，行至左邑县的桐乡时，忽报闻汉军大破南越国的喜讯，他当即指示划出左邑县部分区域设置闻喜县，以纪念闻听喜讯的地方。

　　简6中的绮氏，汉代县名，故址在运城市临绮县牛杜镇铁匠营村。高氾里、长子里、东邑里、平望里、利里、平泽里是汉代最基层的自治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村。这些村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在当地都没有流传下来，远在千里之外的玉门关却留下了古老的地名。

　　简1、2中的三石具弓、四石具弩是戍卒装备的远射武器。简3是名籍和戍卒物品登记清单，有皂布袍、缇行、白练裘袭、尚韦、皂布单衣、狗皮袜、皂布绔等7种汉代服饰鞋袜。皂，黑色。袍，直腰身、过膝的外衣。缇行，汉代官马制度中有“缇行胜”的专业术语，意为表现出色的官马。“缇行”在此推测是为骑马装备，具体形制无考。白练，白绢。裘袭，衣襟在左边的衣服；《释名》:“袭，匝也。以衣周匝覆之也”。指衣上加衣。裘袭即动物皮毛做的袭。尚韦，尚,通“鞝”；韦，熟皮，即皮鞋。“两”在这里是量词，反映了汉字职能的扩展和减缩过程。

　　【原简】第二组：

　　7.上党郡五凤四年戍卒壶关修成里 阎备

　　8.戍卒 上党郡屯留畼石里 公乘 赵柱 年廿四 庸同县閟里 公乘 路通 年卅三  有劾

　　第二组简是来自上党郡的戍卒名籍。上党，汉代郡名。《汉书·地理志》：“上党郡，秦置，属并州。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五凤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五个年号。五凤四年，即公元前54年。壶关，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修成里，壶关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阎备，戍卒名。

　　简8的屯留是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长治市屯留区。畼石里，是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屯留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有“古韩要地”“三晋通衢”的称号。“卞和获璧”的历史典故是屯留的文化积淀。公乘，汉代爵位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是汉代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第八个。赵柱，戍卒名。庸，雇工、雇佣,有“取庸代戍”的含义。庸同，汉代同一县的人才允许“取庸代戍”。閟里，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路通，戍卒名。有劾，劾的含义与审理、判决相关，汉代法律文献中的“劾状”“劾验”指的是弹劾、揭发、审验罪过的文书。有劾，是有案在身‌。简文意思是：上党郡屯留县畼石里二十四岁的公乘赵柱，代替屯留县閟里三十二岁，有案在身的公乘路通在玉门关服役。

　　这些山西籍子弟，史书中没有他们的记录，他们的故乡也没有留下记录，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敦煌。

　　2 史上有不少山西人和敦煌结缘

　　历史上也有不少山西人和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翻开中国古代军事史，可谓将星闪耀，英雄辈出。但最为璀璨的将星非西汉冠军侯霍去病莫属。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汉代河东郡平阳县人，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汉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他17岁开始参加汉朝对匈奴“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凭借着超高的军事天赋，年少成名，一战封侯，出道即巅峰。特别是他21岁时在“漠北之战”中创造的“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被中国历代军人视作最高荣誉和典范。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开通西域，解除匈奴对长安西北方的威胁，汉武帝派霍去病于当年春、夏两次出击盘踞在河西的匈奴，两次大获全胜。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多次立体、系统地记录了这次与敦煌有关的是“河西之战”。其中，《匈奴列传》记载最为简洁传神：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馀人。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

　　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河即黄河，南山即终南山，盐泽即现罗布泊。河西之战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彻底打通，河西走廊真正纳入汉朝版图，同时也为“列四郡、据两关”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汉武帝“开玉门，通西域”的战略目的。

　　3 山西人长罗侯常惠路过敦煌出使西域

　　另一位山西人，便是长罗侯常惠。

　　常惠，太原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常惠少时应募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十余年，昭帝时还，拜为光禄大夫。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职务，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败匈奴，封为长罗侯。常惠历事三朝，六出西域，指挥乌孙军队北击匈奴，惩处龟兹，平定乌孙内乱，为西域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学家班固对常惠在《汉书·西域传》《傅常郑甘陈段传》《匈奴传》中不吝笔墨，饱蘸深情，大篇幅记录了他在西域的丰功伟绩，盛赞其“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写了常惠路过敦煌的故事：

　　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靡，还迎少主”。

　　这段资料记录的是汉朝和乌孙国继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后的第三次和亲事件，在该事件中，常惠路过敦煌。这是历史典籍中常惠路过敦煌的明确记载。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玉门关小方盘城东北4.5公里的宜秋燧采掘到一枚汉简，是宜秋燧为长罗候常惠下属廪给畜食记录：

　　出茭一钧七斤半斤以食长罗候垒尉史橐他一匹三月丁未发 至煎都行道食率三食十二斤半斤

　　简文中的茭，干草。钧，一钧30斤。橐他，骆驼。骆驼的干草供给标准是每顿12.5斤，三顿是1钧又7.5斤。长罗侯即常惠，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胜匈奴，被封为长罗侯。垒尉史官，下级军官名，相当于卫队长。

　　这枚汉简虽然是草料出库登记，却可以读出两层信息：一是长罗候常惠过玉门关出使西域；二是为保障丝路畅通，沿途不但保证使者人员食物、水等所需物资供应。骆驼、马等也能得到草料的保障供应。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册，记载了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接待其使团一行人食材和人员清单。简册由18枚木简组成，每简长23厘米，宽0.8厘米。简文记载了悬泉置为接待长罗侯常惠一行384人，置办牛、羊、鸡、鱼、鱼、豉、粟、米等各种食材，极为丰盛。

　　从简册记载时间和人员上看，《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应在常惠送相夫公主前往乌孙和亲的时间段，悬泉置接待了送亲团队。历史典籍的记录和玉门关、悬泉置出土文物互相印证，高度契合。

　　4 一部分敦煌人认为自己的根和魂在山西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敦煌民间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是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是发生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事件。明朝初建之时，历经几十年灾荒战争，民生凋敝，各地多处出现人烟断绝的状况。为了解决人口问题，移民就成了明朝初期重要的国策，山西成为移民的重点。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先后数次从山西向中原及其他省份移民近百万人，也包括当时的陕甘。

　　相对可信的说法是：按照朝廷规定的路径，山西移民必须经过洪洞县统一登记分配。据民国六年(1917年)《洪洞县志》记载，当时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城北广济寺设立移民机构，大槐树在广济寺旁边，山西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等待发放凭证和补偿金，领取“凭照川资”，迁移各地。他们启程之时，一步一回头，直到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于是就有了前文的歌谣。

　　近现代的敦煌人，绝大部分都是清朝雍正五年后从当时甘肃60个州县厅卫移民而来，其中黄河以东占多数。他们来敦煌时，带来了祖传的歌谣。至今，一部分敦煌人骨子里认为自己的根和魂在山西大槐树，两地有着剪不断的渊源。

　　奔流文化·兰州晨报通讯员 孙宏 记者 荆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