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遗彩】“新莽权衡”出土百年回眸

【黄河遗彩】

“新莽权衡”出土百年回眸

　　辛欣

　　1925年，甘肃定西发现了一组新莽时期的度器和衡器，包括铜丈（出土时已折为两截）、铜衡钩、铜衡、三斤权、六斤权、九斤权、二钧权和石权，共8件。

　　度量衡承载着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今年恰逢新莽权衡发现100周年，这组度量衡器以方寸之躯，承载千秋之重，见证了黄河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新莽权衡”惊世再现

　　1925年，甘肃省定西县（今定西市安定区）称钩驿的村民秦恭在放牧时，发现关川河东岸被雨水冲刷出的沟崖下露出金属硬物。随后，他与兄长共挖掘出5个铜制圆环、1个铜钩及3根铜条（其中两根断裂）。这些器物当作杂物堆放在家中，后经证实，这批铜器是王莽时期的标准衡器，后世称为“莽权”，是极其重要的国宝级文物。这套国之重器自出土以来，颠沛流离，经历了竞购、转卖、被盗、追回、争归等曲折经历，最终铜衡杆、四钧权（石权）、九斤权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铜丈、铜钩、二钧权、六斤权、三斤权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套新莽时期的度器和衡器，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器具，后世统称为“王莽权衡”或“新莽权衡”，简称“莽权”。它们见证了我国古代计量科学的精妙与历史的沧桑，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度量衡体系及王莽时期计量革新的深远影响提供了实物证据。

　　铜丈，长229.2厘米，宽4.7厘米，厚2.4厘米，重21.8公斤。上有铭文两行，内容与铜衡杆上一致。出土时断为两截，因此铭文只余71字。

　　铜衡杆，长64.74厘米，宽1.6厘米，高3.3厘米，重2442克。形如横梁，中部有钮，推测标准器形应为等臂天平，一端悬挂权石，另一端固定铜钩用以悬挂称量物。杆身刻有铭文81字：

　　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享）传亿年。

　　铜钩，钩宽、厚均为1.65厘米，外缘长26.2厘米，内缘长19.5厘米。钩上端有孔，外径4.5厘米，内径1.55厘米。根据新莽衡器形制推测，铜钩应是固定在衡杆一端的下缘用以吊挂称量物。

　　二钧权，外径21.55厘米，内径7.45厘米，高7.6厘米，重14774.5克。外侧刻铭文“律二□，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所缺铭文应为“钧”。

　　四钧权（石权），外径28.05厘米，内径9.6厘米，高8.2厘米，重29950克。外侧刻铭文“律权石，重四钧”和新莽诏书81字。

　　三斤权，外径7.7厘米，内径2.22厘米，高2.83厘米，重730.1克。外侧刻铭文“律三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六斤权，外径8.94厘米，内径2.96厘米，高4.13厘米，重1446.1克。外侧刻铭文“律六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九斤权，外径10.42厘米，内径3.34厘米，高6.5厘米，重2222.8克。外侧刻铭文“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甘肃出土的其他度量衡文物

　　中国的计量制度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计量称之为“度量衡”，是对长度、体积、重量计量的统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有所演变和发展。

　　度量衡的名称，始于《虞书》“同律度量衡”。作为衡量物质的基本标准，度量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科技进步以及文化交流等紧密相连。《礼记正义》记载夏禹：“身为度，称以出。”以人体建立度量衡标准。《大戴礼记·主言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可见，最初的度量衡工具和标准，大多是基于自然界中的物体或人体的部分等。然而，这种基于人体的度量方法缺乏精确性和统一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对标准化度量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度量衡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用于测量物体长度、容量和重量的各类器具。具体来说，“度”指的是用于测量长度的工具，如尺子；“量”则是用于计算容积的器皿，例如量杯；“衡”则专注于测量物体的重量，如天平。这些工具和器皿共同构成了度量衡的完整体系。

　　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房屋遗址出土了一组比较特殊的陶器，主要有条形盘、四把深腹罐、漏斗形器盖、带把斜口器。条形盘，素面，器口两端内敛，经测算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口大底小，口沿下有对称的四个圆柱状把手，测算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两件带把斜口器，形似簸箕，造型与当地农民现在用来挖面取粮的一种木制“抄子”相似，也被称为“陶抄”。研究认为，这套特殊的陶器应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量器，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量器。可见，度量衡制度在仰韶文化晚期，已在黄河流域出现。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量器则展示了黄河流域古代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计量工具的创新和应用，为我们了解早期农业社会中的粮食存储、分配以及经济管理方式提供了实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经济发展，推行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策，实现了度量衡的全国统一。为统一度量衡，秦朝建立了度量衡单位的法律制度， 制造、颁发法定的度量衡标准器。秦始皇与秦二世相继向全国颁发了诏书，这篇诏书有的被凿刻于权、量（权即砝码，量即升、斗）上，有的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还有的则是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这就是“秦诏版”。秦始皇诏版作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政策的重要传播媒介，不仅承载着法律文件的正式性，还兼具公告公示与警示基层官员及民众的双重功能，确保政令的有效传达与实施。

　　甘肃秦安上袁家村秦墓出土的秦两诏铜权，高7厘米，底径5.2厘米。权体为空心钟形。器表铸成多道觚棱，觚棱之间的平面上阴刻诏文。字体为小篆，内容为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和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书。

　　始皇诏七行四十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二世元年诏九行六十字：“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此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铜诏铁权，高19厘米，底径25厘米，重31.6千克。权为馒头状，上部有鼻形提梁。提梁一侧镶嵌铜诏版，上阴刻篆书40字，共6行，内容为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诏书。铁权底部有因重量不足而加填的金属,为校验重量误差而采取的增减措施。

　　庆阳市镇原县博物馆收藏有1件秦始皇诏版，诏版为长方形，高10.8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150克。其上以秦篆阴刻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诏书，5行40字。

　　这些秦权和诏版的发现，反映了秦朝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便税收征管、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实施情况。

　　两汉之交，王莽为了巩固政权，托古改制，命刘歆系统考订前代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改革成果经总结、归纳、整理成审度、嘉量、权衡的专著，产生了第一部关于度量衡的专著《汉书·律历志》。并制作了一批标准器，被后世奉为圭臬。

　　兰州市榆中县博物馆藏有一件新莽铜环权，此权为扁平形圆环，直径5厘米，孔径2.3厘米，厚2.3厘米，重242克，表面阴刻铭文“律□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通过对比以往出土的新莽铜环权的自重铭刻及其实际测量重量所得的一斤单位标准，经初步推测这是目前唯一一件铭文保存较为完整、清晰明确标示为一斤的新莽铜环权。

　　1982年庆阳市合水县定乡西庄村出土一件新莽诏版。诏版紫铜质地，长27.5厘米，宽25.3厘米，厚约0.7厘米。正面阴刻篆字9行，每行9字，共81字。该诏版记载了王莽托古定制、建立新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政府对社会秩序和经济管理的重视，以及王莽试图通过恢复古代的制度来展现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度量衡与黄河文明

　　农业是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基石。在黄河流域初期的农业发展中，如何精准估算土地范围、预测作物产量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生产生活需求自然而然地催生了度量衡制度的雏形，促进了度量衡的初步形成与应用。在早期农耕文明里，度量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测量长短、容积和重量的基本手段，更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确保交易公平、推动各地区经济往来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大地湾遗址的陶器量具到新莽诏版的发现，这些古代度量衡文物为研究黄河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这些文物不仅记录了度量衡制度从简单到复杂、从地方化到标准化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度量衡作为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物质载体，见证了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以秦为例，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国通过“平斗桶、权衡、丈尺”在国内推行度量衡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了一系列标准化政策，其中包括统一度量衡。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整合和文化的统一，为中华大一统格局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秦安出土的秦两诏铜权、铁权和镇原发现的秦始皇诏版铭文，都明确记载了秦始皇廿六年诏书的内容，形制严格遵守当时“衡权一钱重十二铢”的法定标准，是中央权力直接介入地方经济活动以实现对度量衡统一规范的实物证据。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也出土了类似的度量衡器物，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两诏铜椭量、高奴铜石权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收藏的秦铜权、河南博物院收藏的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权、山东博物馆收藏的秦诏陶量、烟台市博物馆收藏的秦嵌铜诏版铁权及山西省左云县威鲁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秦始皇廿六年铜诏铁石权等。这些文物的出土都有力地证明了秦朝推行的统一的度量衡政策在黄河流域地区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也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对全国范围内度量衡标准化的高度重视。

　　度量衡的统一，极大地降低了跨区域贸易往来的交易成本。在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下，商品交易中的度量差异得以消除，减少了因度量衡不一致而产生的交易纠纷和额外成本，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与交换，为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度量衡的统一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位于黄河上游，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是黄河文明与丝路文化交汇的核心区域。这些度量衡文物不仅反映了黄河流域的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也印证了度量衡制度在黄河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生动见证了黄河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作者单位：甘肃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