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秦的文字和文献编纂

【溯源甘肃】

秦的文字和文献编纂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秦国及秦朝的文字，上承殷周古文字之遗韵，下启汉以后中国通用文字之先河，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通行文字的正宗。秦的文献编纂以《秦记》《吕氏春秋》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文史编纂的模式。成就斐然，影响深远，是发源于甘肃的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秦的文字之演变

　　秦国最早使用的文字是籀（zhòu）文即大篆。它是从殷周甲骨、金文发展而来。著名的《石鼓文》和甘肃礼县秦墓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天水出土的秦公簋铭文等，都是大篆文字。它与东方列国所用的“古文”不同。秦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即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由丞相李斯等以秦大篆为基础，或直接取用，或略减笔画，改大篆为小篆，作为秦朝通行的官方文字。七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唐人颜师古注班固《汉书·王莽传》说：《史籀篇》是周宣王太史名籀者所作。

　　汉·许慎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shū）书，八曰隶书。”（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国维先生认为战国秦文，“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史籀篇证序》）王国维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但许慎的叙述除分类标准不一外，它的历史性贡献，不光是让我们看到秦文字书写形态的多样性，还在一定意义上说明秦朝统一文字的来历、发展过程及其在中国文字改革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 秦的史官制度及文献编纂

　　秦的史官制度

　　史载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国“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这是秦设史官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在这之前，秦先公的历史事迹和在位时间，主要是以口头流传的形式相互传播。

　　史载秦文公（公元前765年—公元前716年）曾“梦黄虵（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史官名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秦文公建造鄜畤，用牛、羊、猪三牲祠祭白帝。上述前一条史料说明秦国始设史官的年代，这条史料又讲秦史官名敦的人建议秦文公祠祭上帝，两条史料表明秦国设史官的时代和事实。

　　《史记·封禅书》又载秦穆公即位后，大病一场，五日不醒。醒来后，说他梦见上帝，上帝命他帮助平息晋国的内乱。史官将这件事记载下来，藏入册府，证明秦史官记事制度的行迹。《吕氏春秋·去宥》篇提到“史定”其人，高诱注释说：“史定，秦史。”意为史定是秦国的史官。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与秦昭襄王在渑池（在今河南渑池县西）会晤，“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时，不甘示弱的蔺相如上前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愕然，最后很不乐意地敲了一下缶。蔺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是秦与赵国同样有史官，随从国君参加政治活动的明证。

　　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张苍在秦朝做过御史，管理四方文书，故熟悉官府图书和上计（地方官向朝廷汇报治绩的活动）。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这一有数十人之多的博士官，“掌通古今”，可见史官、史学在秦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另有，秦相李斯建议焚书的奏文中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本纪》）也明白地反映出秦的史官制度。

　　秦的文献编纂

　　秦国见于记载的史学著作，最著名的是《秦记》，它是秦的国史。若从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算起，《秦记》比孔子作《春秋》还早50年。《秦记》的内容为秦先公先王的世次和大事记。《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统一六国后，焚天下诗书，诸侯国的史籍毁坏殆尽，那是因为各诸侯国的史书记载对秦有讥讽的言辞。史书之能复见于世者，多赖私人收藏比较多，有的躲过焚书厄运。列国史书文献多藏于宫室，又多是孤本，一把火就能将其彻底毁灭，只有《秦记》地位特殊，被保留下来。它虽记事不标日月年代，文字简略，挂一漏万，但对帝王世系、政治家权谋应变等的记述，颇有可取之处。司马迁作《史记》，就曾充分采用《秦记》的资料。《史记》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等都是在《秦记》的基础上，博采《春秋》等史籍写成。

　　《编年记》：1975年，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编年记》，从五十三支简文译出。据介绍，它采用编年体的形式，记载秦国从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间秦国、秦朝的史事。还记载墓主喜（人名）的生平事迹。它将国史与家史合并记载，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3 秦的其他文献编纂

　　秦除史书以外，其他文献编纂成果，流传下来最有名的是《商君书》《吕氏春秋》及刻石、金文、简牍文书等。

　　《商君书》：它是战国后期秦国商鞅后学收集商鞅论著编辑而成。《四库全书·商子》提要说：商鞅姓公孙氏，为秦客卿。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秦孝公接受他的建议。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实行一系列政治变革，其核心是“农战”和“法制”。商鞅的“农战”思想是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把民众集中到农耕和为国作战。这一做法抓住诸侯争霸、统一天下的关键措施，故能有力地冲击和摧毁旧的政治、经济秩序，使秦的财力、兵力迅速提升，成为七国之翘楚。

　　商鞅及《商君书》提出的重武轻文，重本抑末，重变轻循，重刑轻赏，讲求法制，从社会实际出发，抓住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关键措施，坚信“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商君书·画策》）由于这些思想和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故能一呼百应，行之有效，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和蓝图。

　　《吕氏春秋》：这是战国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一部政治论文集。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他在韩国经商致富，“家累千金”。吕不韦在邯郸结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助其继承秦国王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由此被任命为丞相，封文信侯。秦始皇称他为“仲父”，食邑十余万户。《吕氏春秋》就是他任丞相后组织编纂的。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奖励耕战，连衡诸侯，取得显著的成绩。秦孝公之后，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几代人的努力，秦国经济振兴，兵力强盛，破纵连横，而使诸侯已困，秦有余力，终致“强国请伏，弱国入朝”，成为统一战争潮流中的核心力量。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秦自商鞅变法后，侧重武功和政治设施，而不重视思想文化建设，诸子百家在东方各国风起云涌，而在秦国则阒（qù，意为空虚）然无闻。吕不韦面对这一短板，乃从东方各国招来3000多名文士养做门客，鼓励他们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于是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兵、农、名家等学者纷至沓来，集聚秦国，悉心于学术研究。

　　吕不韦兼采诸家之长，编辑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余万字的《吕览》，后改名为《吕氏春秋》。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

　　法天地的思想——认为：“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提示统治者严格遵循天时、地宜和人纪的法度行事。

　　人主为政的思想——《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以时间为序，罗列一年十二个月顺天行事的基本内容，“十二纪”分为六十一个子目；“八览”分为六十三个子目；“六论”分为三十六个子目，全书共计一百六十篇。它广泛、深入、系统地讨论帝王的政治来由、品格、职责及为政之道。认为帝王是为天下而设的，故其品格和职责要公，要有利于天下。其为政之道提出许多原则性主张。最主要的，除法天地、随时变外，还要保持国家思想法令统一，行孝道、纳忠言，“正名审分”即循名责实、礼贤下士、善用民力。用民之道首先要爱民，顺民心，从民望，一切以民为出发点和归宿。

　　因时变法的思想——在传统制度与现实的关系上，明确地提出“时势异也”，要“因时变法”。不能照搬现成的法。提出立法时，对于先王的“成法”要“法其所以为法”，即学习先王针对现实立法的原则，切不可原封不动地照搬成法，食古不化。作者指出：“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

　　用兵之道和止兵之术——针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偃兵”即停止用兵说，《吕氏春秋》提出“义兵”说，以纠正前说的偏颇。认为争斗是不可避免的。自上古初民以来就有之，“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天子、君主都是从斗争中产生。禁不住、止不了，“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要看用兵的性质如何，而不是止不止兵的问题。“兵不可偃也，就像水火。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义兵是治理天下的良药。君主若真能兴义兵，“以诛暴君,而振（拯）苦民”，百姓一定会欢呼而投向“义兵”。作者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之战，并提出以国家内部得到治理，来防止外敌的进攻，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重农抑商的思想——该书继承商鞅变法的思想成果，倡导重农抑商。如《贵当》篇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上农》篇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慎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增加），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合），不合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这些观点，都与商鞅的思想如出一辙。

　　《吕氏春秋》在史学上是一部典范性著作。其兼收并蓄的史学方法，服务于当世的编史目标，独创一格的体裁形式，都为后世史家树立样板，引来不少模仿之作。历史上对于其书的评价不一。汉人高诱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四库全书总目·吕氏春秋提要》也肯定地说：吕不韦固然是一个小人，但他编纂的这部书，却比其他诸子的论说更加纯正。它以儒家思想为宗旨，兼取道家和墨家学说。较多地引用儒家“六经”的文字和孔子、曾子的话。其他方面，论音乐时引用《乐记》，论铸剑时引用《考工记》。引文虽不注明原作篇名，仍可以根据所引文字查到原作。它所引《庄子》《列子》的话，都不取其怪诞放纵、无所顾忌的内容；引用《墨子》也不取其批评儒家和有关鬼神的论述；对于纵横家的方术，刑名家的观点则一无涉及，可见其持论严谨，后世讨论这部书的人，因为鄙视吕不韦的人格，故对此书的评价也不高，这不是公允的态度。

　　《吕氏春秋》不仅弥补秦诸子之学的不足，也为秦国的统一及其后的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历史经验和政治方案。其纪、览、论的编纂形式，在史书编写上也是一种创新。它是秦国学术著作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

　　刻石、金文、简牍文献：前述《汉书·艺文志》的秦代著述，还有《羊子》《黄公》《奏事》等。其中“《奏事》二十篇”下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可见它包括秦始皇东巡刻石及其他石刻资料。

　　《不其簋铭》是秦庄公时（公元前821年—前778年）的遗物。像这样的鼎、簋等青铜器铭文，在甘肃出土了好几件。

　　简牍是战国至秦朝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发现秦简五万余枚。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460枚秦简尤为引人注目。考古工作者从放马滩出土秦简中整理出《日书》甲乙两种和《墓主记》（又作《志怪故事》）。《日书》作为古人选择出行、做事的时日，避凶趋吉的工具书，内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民俗的重要资料。《墓主记》包含秦国官制、基层行政机构设置等资料。更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中国志怪小说的滥觞。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人们整理出来的、记录秦国人在今天甘肃地区活动的简牍文献其实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