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通渭寿名书院

【溯源甘肃】

通渭寿名书院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陈胤儒

　　书院是地方教化育人、传承文脉的重要阵地，在古代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通渭作为陇中文化之乡，历来崇文重教，书院教育发展兴盛。寿名书院是晚清通渭极具代表性的书院之一，承载着地方育人兴学、涵养民风的重要使命，在办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理念与完备的办学体系，深刻影响着当地文教发展与社会风尚。书院留存碑刻，真实记载其办学思想与教化内涵，是研究通渭清代书院教育珍贵的实物资料。

　　沿革与建制

　　通渭地区的书院教育历史悠久，其作为陇中文化重镇，依托区域士绅阶层的积极推动，开启了本地系统化教育的新阶段。书院教育在清代经历显著发展，成为地方文化传承与人才培育的核心载体。清代统治者推行“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民间书院教育的普及与发展。通渭书院的兴起既顺应了国家层面的教育导向，亦契合地方社会对知识传播与人才选拔的实际需求。因此在通渭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四大书院，分别是近圣书院、华川书院、华阳书院、寿名书院。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通渭县知县冷文炜带头捐资，改县城文昌宫为近圣书院。对考入书院的生员，要求“能学有本原，不专以记诵词章为务”……同治十三年（1874年），知县吕鉴煌在近圣书院废墟上又倡建了寿名书院。

　　吕鉴煌，字海珊，粤东鹤山举人，曾任甘肃平襄知县、甘肃靖远知县。有《竹林词钞》《金霞仙馆词钞》，是寿名书院的倡建者与《寿名书院碑》的撰文者。作《南柯子·木棉》，此词以浓墨重彩，点染出木棉的异态奇姿。收处蔼然仁者之言，与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之志略同。词作内容如下：“绵絮翻飞乱，胭脂渲染工。烛龙十丈跃晴空，记得越王台畔树灯红。火伞撑天阔，霞标插地红。四围青绚透寒风，安得苍生衣被万家同。”由此可见他教育思路的形成，是将政治实践与文化理想相交织，其对教育的重视与地方民众对文化的需求不谋而合。

　　吕鉴煌对寿名书院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书院构建上。其对书院的选址及建筑规模做出了主要规划。“当时吕鉴煌等捐钱修建的建筑有：大门3楹，西向北为守院所房舍3间，东为重门，门内为南北斋房各7楹，厨房2楹，讲堂7楹，南、北书房各3楹，上建文昌殿7楹，北为主讲所，书房3间，厨房3间。”

　　其次体现在教育理念中。从《寿名书院碑》内容来看，其提出“金石土木之寿以形，人之寿以名”的指导思想，倡导当地民众前来求学，并要求学习者应勤学苦练，摒弃愚昧思想，向“完人”的目标而不断要求自己。这种“以培才为己任”的教育理念使得“百年后诸君之名亦可以寿矣”的思想得以被当地民众广泛接受，深远影响着当地后续百年的教育思想及发展轨迹。

　　寿名书院在教学制度设计层面，实行“讲会制度”与“山长负责制”，“讲会制度”是中国书院的基本教学组织形式。书院讲席者主要由当地著名的文人宿儒或德高望重的退隐官宦担任，分为每日讲、隔日讲或朔望讲等日程安排。“会”指“会课”，书院师生定期集会，研习经典、交流心得，传阅所作的课艺。山长负责制是一种确立山长为书院领导核心的管理模式，清代书院的山长或掌教，多为前任或现任官员，他们一般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从官场中退下之后，经地方官介绍，担任某一书院山长。因此清代书院山长的选任和以往朝代不同，不仅要德才兼备，还要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良好的品德，山长为书院的一院之长，起模范作用，主持教务，取舍诸生，是书院的核心。自书院制度确立时，人们就特别重视山长一职，山长的学术水平及德行高低甚至可以决定书院的兴衰。寿名书院通过官员倡捐、文人捐赠、乡民投工等几种形式保障经费来源，确保教育活动的持续性，同时还非常注重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既满足了民众子女学习的需求，也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举措使寿名书院迅速成为陇中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也是通渭文化教育的象征性存在。

寿名书院碑

　　金石载文

　　《寿名书院碑》完整留存了寿名书院创办之初的办学初心与教化理念，是承载书院教育思想的重要实物佐证。

　　（一）碑刻基本情况

　　寿名书院碑，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立，现存通渭县文庙小学，为石灰岩质，浅褐色，高1.46米，宽67厘米，厚11厘米。碑楣呈半圆形，篆刻一“寿”字。碑文竖刻楷书7行，系知县吕鉴煌撰文。

　　（二）碑文原文

　　人寿乎？土木寿乎？金石寿乎？必曰：金石寿矣，其次土木，其次人。虽然，金石土木之寿以形，人之寿以名。名之寿，寿于金石土木，而并能寿金石土木者也。是故，寿莫寿于人。煌摄平襄，日以培才为己任。都人士果，学优品粹，勉为完人，百年后诸君之名亦可寿矣。为我告邑人曰：今兹书院落成，若来跻是院，险是堂者，毋徒聘宏郎而恬幽稚也，当求其所以寿者。

　　同治十三年口月署通渭县 大挑知县 粤东吕鉴煌

　　（三）碑文释文与教育内涵

　　是人活得长久呢？还是土木长久呢？还是金石长久呢？一定是：金石存在最长久，其次是土木，其次是人。虽然这样，金石土木是通过形体长久的，人是通过名声长久的，名声的长久比金石土木更长久，而且能与金石土木一起长久下去。因此，没有什么比人的名声更长久的。吕鉴煌代理平襄知县，每日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城中读书人果真能学习优秀品行拔萃，勉励自己成为完美之人，百年之后各位的名声也可以长久留传。为此我告诫县里人：今日这书院已落成，如果想置身书院求学，就不能只羡慕高官子弟而安心于自己的愚昧幼稚，应当探求他们名声长久的原因。

　　碑文凝练阐释书院育人宗旨，鲜明提出学优品粹，勉为完人的教育追求，确立立德修身、育才留名的办学方向，集中体现寿名书院立德树人、崇文育人的核心教育理念。

　　（四）书法价值

　　书院作为士人文化的核心空间，是学术研究的场所。《寿名书院碑》作为通渭地区重要的清代书院碑刻之一，其书法艺术价值在碑刻文本中得以集中体现。该碑竖刻楷书7行，以中锋行笔为主导，笔画工整匀称，字形方正端庄，章法布局严谨有序，既体现了对唐代楷书法度的继承，又融入了清代“馆阁体”书风的独特韵味。“馆阁”的功能类似于“皇家图书馆”。到了唐朝，“馆阁”成为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北宋称为“三馆”，还承担图书编纂工作。明清时期，馆阁的职掌归于翰林院。明永乐时，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其书法风格秀润华美，正雅圆融，深受明成祖朱棣赏识，因而名重朝野，士子争相仿效，遂成标准书体。明代之后，与这种风格一致的书风被称为“台阁体”，清代称为“馆阁体”，该书风以乌黑、方正、光洁、等大为特点，掌握馆阁体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要能力。其工整划一的视觉效果，符合官方文书的权威性要求，亦与书院碑刻承载的教化功能相契合。

　　从字形特征来看，碑中书体以方正匀称的造型为基底，通篇线条干净劲挺，可见书丹时墨色浓重且光洁如漆，展现出典型的“乌黑”“光洁”的审美特质。笔画起笔处多以方切为主，收笔处虽兼具藏锋与露锋，但露锋多用于“撇、捺、勾”等笔画处，且并不尖刻，既保持了力度的内蕴，又通过变化形成丰富的节奏感；大部分线条粗细趋于均等，却在一些以“长横”作为主笔的字中仍可见“两头粗中间细”的提按关系，使线条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特质；转折处方圆结合，形成秀美端庄的视觉效果，这种笔法的运用，既符合“馆阁体”规范化的书写要求，又在严谨中透出灵动，构建出庄重典雅而富有张力的艺术风貌，使整幅作品呈现出庙堂之气与文人意趣的和谐统一。这种标准化的字形限制了书风的统一性，深刻反映出官方书体追求制度规范的核心诉求。

　　在章法布局层面，碑中文字符合“馆阁体”“整齐划一”的创作理念，以严谨的行列间距构建秩序感，字距与行距均保持适度的空白留驻，形成“横成列、竖成行”的矩阵式布局。这种规整的排列方式并非机械复制，而是在统一中寻求变化，如单字内部的微调与整体行气的流畅相协调，使庄严的法度规范与书法艺术的灵动性达成统一。文字线条与结构的稳定运作，使通篇文字在视觉上呈现浑然一体的崇高感，既符合科举应试中对书写规范的要求，亦彰显出官方书体所承载的文化权威。这种章法设计通过空间秩序的精密调控，最终塑造出既符合实用需求又具备审美价值的书法范式。

　　“馆阁体”在该碑中的应用，体现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地方书法艺术的深度联系，同时折射出中央集权体制下对文化统一性的强化需求，反映了清代的文化特征。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书体，其规范化书写要求与儒家思想中“中庸”的核心理念相契合。碑文中通过工整匀称的字形与规整的行间距布局呈现出“学优品粹，勉为完人”的教育理念，实现了文字内容与书写形式的双重教化功能。同时，“馆阁体”追求“乌黑、方正、光洁、等大”的书写标准，为书写规范的普及与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了汉字书写体系的规范化进程。

寿名书院主讲之一，党呈祥书法作品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文脉赓续

　　寿名书院作为通渭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其确立的“学优品粹”教育理念深刻塑造了通渭地方教育的实践路径。该学训以“学优”为学术追求，要求学子精研六艺、勤修经史，同时以“品粹”为道德准则，强调立身修德、践行仁义。这种双重价值导向通过书院的日常教学、考课制度及师生互动，系统性地渗透到通渭士子的文化基因中。

　　（一）“耕读传家”理念的深化

　　通渭农业历史悠久，人们在土地上耕作生产，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农耕技术，还衍生和发展出传承不息的农耕文化，成为通渭的文化底色。碑文中“学优品粹”的传统不仅规范了士子的个人修养，更影响了通渭社会的整体风气，许多人家的大门上都镌刻着“耕读第”的字样，正是书院精神在民间社会的生动投射。通过书院的影响力，不断推动“耕读传家”理念渗透到百姓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文化传统使人们既重视农业生产，又追求知识修养，形成了“耕可养身，读可明道”的社会共识。

　　在这里，许多家族将耕读写入家训，如牛作麟所作《牛氏家言》中提出“古人为学重实行，今人为学重文辞。须知重实行者，不妨文辞。不但不妨，而且益茂。重文辞者，无益实行。不但无益，亦必反损”的思想，与书院学训一脉相承。寿名书院倡导将学术追求与修身立德相结合，书院师生在研习经典的同时，也参与农事劳动，体会“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道理。这种教育模式影响了人们勤劳节俭、尊师重教的品格，使耕读文化成为家庭传承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书法之乡”的产生

　　通渭地区“中国书法之乡”称号的取得，与书院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塑造的结果密切相关。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系统化、多元化的实践路径，不仅推动了书法艺术在区域内的传承与发展，更在深层次上塑造并强化了通渭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质。

　　有学者提出了造就通渭“中国书法之乡”称号的因素：第一，地域因素。通渭身处丝绸之路，书法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通渭地区，被当地人所接受；第二，教育因素。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机构培养了通渭崇尚传统书画艺术的传统，培养建立当地百姓的审美意识。

　　书院所传递出的学习氛围推动了通渭书法的浓厚氛围。从清代通渭知县冷文炜的草书流派，到近现代安任山、冯寿延等书画名家的涌现，再到当代书法家的坚守，书院传承的人文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通渭人以笔墨为伴，将书法融入日常生活。

　　（三）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书院所承载的教育体系在提升区域文化、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模式与严谨的学术训导，构建了完整的文化传承网络。书院不仅注重学术培养，更强调经世致用，这种教育理念直接催生了通渭地区科举取士人数的显著增长。书院对通渭教育的深层影响，还体现在其构建了可持续的文教传承机制，为科举仕途输送了稳定的人才梯队，同时推动了民间私塾、义学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官学与民间教育相辅相成的教育网络，使通渭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水平。

　　书院人才的涌现不仅局限于科举功名，更在区域社会发展层面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受过系统教育的士绅阶层，最终成为地方治理与文化振兴的关键力量。他们在主持书院的同时，推动乡约制度的完善，编纂地方志书，形成了“以文化人”的良性循环。这种学术氛围的营造，使通渭地区在明清时期涌现出以党呈祥、卢敏为代表的一批饱学之士，其著作如《六经臆解》《通渭县志》等，均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书院教育的辐射效应进一步提升了通渭的文化声望。随着书院培养人才在科举、学术、政务领域的持续突破，通渭逐渐形成“西北文化重镇”的区域形象。这种文化资本的积累，吸引周边地区学子前来求学，形成了跨区域的学术交流网络。书院通过知识传授、人才培育与文化传播的多重作用，最终塑造了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文化教育生态体系，其影响至今仍能在通渭的文脉传承中找到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