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溯源甘肃中医药文化

【溯源甘肃】

溯源甘肃中医药文化

皇甫谧汉白玉雕像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梁永林 史光伟

　　陇原沃土，既是黄帝问道广成子的崆峒圣地，孕育了奠定中医理论基石的《黄帝内经》所代表的岐黄文化；又因汉代河西走廊的开拓，在武威出土了载有完整方剂理论的汉代医简，展现了早期临床医学的成熟形态。魏晋时期，安定朝那（今平凉灵台朝那）人皇甫谧在此撰就《针灸甲乙经》，系统构建了经络学说体系，使甘肃成为世界针灸医学的发祥地。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六万余卷文书中的医学文献，更是融合了中原医学、西域胡方、佛道医学的精华，见证了丝路医学的多元交融。

　　这些从先秦至唐宋时期积累的丰硕医学遗产，不仅构建了“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学术体系，还通过丝绸之路与波斯、阿拉伯、印度及中亚诸国的医学相互交融，推动了传统医学的跨文化发展，其整体观念与自然疗法思想，至今仍为部分地区的医学实践提供独特的东方视角。

　　历史根基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渭河、泾河、洮河、大通河等水系密布，还有祁连山脉，为早期人类聚落形成与文明繁衍提供了基础条件。从大地湾文化到马家窑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多处遗址充分证明这里是我国农业与定居文明的重要摇篮。《资治通鉴》曾赞誉此地“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反映了其历史上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

　　甘肃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中医药早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会处的甘肃，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从陇东的黄土丘陵到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从甘南的高山草甸到陇南的亚热带气候区，几乎囊括了中国北方所有的自然景观类型。这种罕见的生态多样性造就了异常丰富的药用动植物资源，使甘肃成为天然的中药宝库。

　　甘肃自古为药材荟萃之地，祁连山（古天山）巍峨耸峙，盛产雪莲、羌活、秦艽、麝香、鹿茸等珍稀药材；陇南山地（古氐羌之地）气候温润，孕育当归、纹党、大黄等道地药材；六盘山（古陇山）与甘南高原（古吐谷浑地）则出产黄芩、甘松等良药。大河流域（黄河）滋养枸杞、百合，渭水之滨生长防风，羌水（白龙江）河谷盛产天麻，而河西走廊的弱水流域【石羊河（古谷水）、黑河（古羌谷水）、疏勒河（古籍端水）】更孕育锁阳（不老草）、肉苁蓉（地精）等沙漠奇珍。

　　自汉唐以来，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皆取道于此，使甘肃不仅成为丝绸之路要冲，更成就了“一山藏百药，十里不同方”的医药宝库，为华夏医药文明留下了珍贵的自然馈赠。《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365种药物，据考证有近三分之一可在甘肃境内找到原生物种。汉代医简中频繁出现的当归、黄芪、大黄等药材，至今仍是甘肃药材的代表。这种自然禀赋不仅为早期医学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治疗工具，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药物知识的积累与系统化。

　　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还使其成为东西方药物交流的重要枢纽。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西域的胡黄连、波斯的三勒浆、天竺的郁金香等异域药材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的药物谱系。唐代《海药本草》记载了波斯传入的药材（如乳香、没药），敦煌遗书中的《食疗本草》也记载了大量来自西域的药食两用物品，反映了甘肃在药物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中原产的人参、茯苓等药材也通过甘肃传向西方，形成了双向的药物文化交流。这种跨区域的药物流通不仅扩大了医者的治疗选择，更促进了不同医学体系间的比较与融合，为中医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实践经验。

　　甘肃多变的气候条件与多样的生存环境，还促使早期居民发展出针对性的疾病认知与治疗方法。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水土病、高寒山区的关节疾病、河谷地带的湿热病症等地方性疾病谱，催生了相应的防治手段。居延汉简中记载的“治伤寒方”“治金创方”等医方，就体现了甘肃先民针对特定环境下的健康挑战所积累的医疗经验。这种基于地域特点的医学实践，构成了中医药“因地制宜”治疗思想的最初形态，也反映出甘肃自然禀赋对中医药形成的深远影响。

　　甘肃的文化多样性为中医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动力。从上古时期的戎羌到汉代的匈奴，从魏晋南北朝的鲜卑到唐宋时期的吐蕃、回鹘，众多民族在甘肃这片土地上交流碰撞，带来了各自对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与实践。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催生了医学思想的创造性融合，使甘肃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化的重要孵化器。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甘肃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就已出现可能与医疗活动相关的器物和符号，暗示着这片土地上医学思考的古老渊源。

　　两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甘肃成为东西方医学知识交流的前沿。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治百病方》，内容涵盖内、外、妇、儿各科，既有中原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又可见西域医学的某些痕迹，生动展现了医学理论的融合过程。敦煌医学卷子中的《明堂五脏论》将印度佛教医学的四大学说与中医脏腑理论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身体认知模式。这种跨文化的医学对话不仅丰富了治疗手段，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医学理论的抽象与系统化，为中医经典的成书提供了思想资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的军事重要性促进了外伤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中，关于金创、骨折、箭伤的治疗方法占有相当比例，许多技术如伤口缝合、骨折固定等已达到很高水平。这种源于军事需求的医疗实践，与内地以内科为主的医学传统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医药完整的治疗体系。

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武威医药简》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四大支柱

　　甘肃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孕育出四位一体的医学遗产框架：庆阳岐伯医学（《黄帝内经》的源头）、武威汉代医学（以医简为核心的临床方剂体系）、灵台皇甫谧针灸医学（《针灸甲乙经》的故乡）、敦煌医学（藏经洞医籍抄本的宝库和壁画医学的摇篮）。

　　1.文明肇始：庆阳岐伯医学奠基中医理论

　　马莲河水育养着的莽原沃土，西濒蒲河、东邻合水，与镇原相望，同西峰毗邻，接壤环县、华池的地方——庆城县，正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隶属于甘肃省庆阳市。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有医学实践（如庆阳出土的砭石）。在这里，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五，清明、谷雨前后，正是百里春风的大好季节，乡村故里，民间或官方，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一系列很重要的祭祀或祭拜活动，祭祀的对象便是与“黄帝”齐名的华夏医祖——岐伯。

　　“岐伯”之名，在史书中始见于《史记》，《史记·孝武本纪》中载：“太初三年，‘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今日近年，上许作之如方，明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神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又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属岐伯使尚方”一句也提到了“岐伯”。尽管只是方术之士与博学之人的言语文字，却多少已能看出岐伯之人在黄帝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政治、军事地位，至于其如《庆阳县志·人物》中“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所记载的“医祖岐伯”的形象便是后世再熟知不过的了。

　　2.丝路交融：武威汉代医学集成临床方剂

　　1972年11月，武威市柏树乡旱滩坡一处东汉墓葬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与医学界。在一位七十岁以上男性墓主（棺前竖有象征尊老的鸠杖）头侧的麻质囊袋中，考古人员清理出92枚松杨木质医简，包括78枚木简与14枚木牍。简牍保存完好，墨迹如新，经考证为墓主——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生前记录的临床验方与医学心得。同时墓中鸠杖与医简共存，也体现了汉代“尊老崇医”的中医传统美德。

　　这批医简编连有序，简册以三道编绳系联，牍册则以两道编绳固定。内容之丰富远超此前发现的《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等医学残篇：疾病覆盖范围广，涵盖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及疑难杂症；方剂体系完整：保存完整医方30余则，如治风寒逐风方、治妇人膏药方、治久咳逆上气汤方等；诊疗记录详尽：每方详列病名、症状、药物组合、剂量、炮制方法、服药时辰、禁忌及针灸穴位。

　　经考证，武威汉代医简成书于公元25年—公元88年（东汉早期），其内容创下多项医学史纪录：（1）“活血化瘀”理论的早期实践范例：简中明确使用“瘀”“积”等术语，并记载含虫类药的“瘀方”，为后世活血理论奠基；（2）最早记录传染病专方：如“恶病大风方”是现存最早的麻风病治疗方案，“治狗啮人创恿方”则为狂犬病治疗首见；（3）最早体现“辨证施治”体系：同一病名（如伤寒）依据症状差异，分别采用热药（桂枝、蜀椒）或寒药（石膏）为主的方剂，开“同病异治”先河；（4）最早记载“男子七伤”理论：“治男子有七疾方”详述肾气衰等七类证候，为男科分化提供依据。

　　武威汉代医简共载药物近百种（植物药62种、矿物药16种、动物药11种），凸显其独立药学价值；炮制技术成熟：提出“治合”概念，详述半夏、狼毒等毒性药材的炮制方法，与今法高度相似；剂型多样化：涵盖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醴剂、栓剂等，外治法如塞鼻、灌耳、涂目等操作规范。正因其系统性、原创性与临床实用性，武威汉代医简被学者确认为“中国第一部方剂学典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体系化临床方书之一。

　　3.针道源流：灵台皇甫谧针灸医学体系化

　　东汉至魏晋时期，河西走廊与中原的交流促进了医学知识的融合，灵台籍（灵台朝那人）医学家皇甫谧（公元215年—公元282年），正是在此文化土壤中以一部《针灸甲乙经》（全称《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下称《甲乙经》）将针灸学推向了系统化与科学化的高峰。所著《甲乙经》的体系化创作，标志着中国针灸医学从经验积累迈向理论成熟，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出身名门却淡泊仕途的他，中年因病习医，整合《素问》《针经》《明堂孔穴》等经典，著成这部针灸学专著。

　　唐代甘肃医学家甄权修订《明堂人形图》，宋代敦煌遗书《灸经图》均可见皇甫谧学说的影响，武威汉代医简中“针刺留针法”与《甲乙经》记载相印证，显示甘肃针灸传统的连续性。灵台县现存皇甫谧陵园与纪念馆，见证着这位甘肃先贤对世界医学的不朽贡献。

　　4.深度互鉴：敦煌医学构建跨文明医库

　　甘肃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不仅是商贸往来的枢纽，更是中古时期世界医学知识交融的“基因库”。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六万余件写本中，医学卷子超过百余号，年代跨越北朝至北宋，构成“敦煌医学”的核心素材。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医学文献，以佛、道、儒、西域医学的深度互鉴，构建了独特的“跨文明医学体系”，展现了甘肃在古代全球医学交流中的地位。

　　甘肃敦煌医学的最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1）佚籍保存：如《本草经集注》《玄感脉经》等失传著作部分重现；（2）宗教医学融合：体现佛教“医方明”与道教养生术对中医的渗透；（3）民族医学交流：藏文《灸法图》、回鹘文医方等展现多民族医学互动。

　　甘肃敦煌医学犹如丝绸之路上的“开放实验室”，以佛道为媒统摄着西域、欧亚医学的智慧。敦煌医学的整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甘肃学者通过《敦煌古医籍考释》等著作系统梳理了其理论、本草与临床内容，使这一“医学时间胶囊”成为重构中古医学史的关键拼图。

　　甘肃古代医学的四大核心支柱——岐黄理论、武威方剂、皇甫针灸、敦煌遗书——共同构筑了层次分明、互为支撑的医学体系。从岐黄问答的理论启蒙，到武威医简的临床实证，从皇甫谧的针灸革新，到敦煌卷子的多元融合，甘肃古代医学不仅见证了中华医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更以原创性贡献推动了全球医学进步。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证施治”的方法论、简效廉验的方药体系，至今仍为中医药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