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心归何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成书故事

　　“我的人生正是和敦煌联系在一起”

　　我把录音和访谈稿件带回了北京，很快就整理出了文字稿。口述的内容整理出13个部分，分别涵盖了“童年”“大学”“实习”“历史”“学术”“劫难”“至爱”“艺术”“保护”“管理”“抢救”“考古报告”和“莫高精神”，这就是这本书13章的最初框架结构。按照这个框架，不仅包涵樊锦诗的个人命运、人生经历，还涉及敦煌的历史、艺术、学术以及敦煌保护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不能确定樊老师是否同意这样的框架，当我忐忑不安地给她看全书的框架设计时，她的话让我心中的这块石头落了地，她说：“我很赞同你的设想，我没有什么传奇故事，我的人生意义正是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的，我和敦煌是不可分的。我樊锦诗个人的经历应该和具体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你的想法也是我所希望的。”

　　完成此书，除了跨学科的难度之外，还有各章内容的不平衡。因为口述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章节内容不均衡，有的充实，有的薄弱，需要事后翻阅资料、查漏补缺；此外，口头表达避免不了口语化，而其中涉及敦煌历史、敦煌艺术、敦煌学、考古学以及遗产保护等问题却是专业性、学术性极强的话题，必须要确保知识性的内容准确无误……如此一来，我深感访谈的稿件离最终成书距离遥远。究竟如何来处理这近20万字的采访稿，成了我面临的一个难题。怎么办？樊老师远在敦煌，我在北京，不可能每天和她通电话，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抛给她，毕竟她重任在身，不能因为这本书占有她全部的时间。并且大多数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通过电话采访解决的，必须要查阅相关资料，才能加以丰富和充实。

　　我找来了樊老师全部的著作、论文以及讲演，通过阅读她的文章，我理清了她在学术上始终关切的核心问题，在敦煌学研究上已经或试图突破的问题，在遗产保护方面主要抓住的问题，以及她在时代转型时把握的重大问题。随着对她的学术思想、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越来越熟悉，整个写作过程也变得异常神奇，我常常听到她在我耳边叙述，这些文字不像是我写出来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语气、思路和节奏说给我听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1958年樊老师入学时候的北大，帮助她回忆起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特意去北京大学档案馆借出了樊锦诗在校期间的学籍卡以及各门功课的成绩，查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的相关历史档案，查阅了1958年左右入学的北大校友的回忆录，力求真实地再现樊老师大学期间每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下工厂劳动情况、食堂伙食情况，力求还原大学时代的樊锦诗在北大求学的那段生活。当我把那些档案复印给她的时候，她惊喜地说：“这些资料你都是从哪儿挖出来的？”

　　比如樊老师回忆苏秉琦先生，她只是简单提到毕业之际苏先生找她去朗润园谈话的往事，至于谈了什么，为什么找她谈话，这些记忆都已经非常模糊了。然而，只有在我自己的意识中复活一个活生生的苏秉琦，才能真正理解并懂得苏先生为什么要找樊锦诗作一次谈话。仅仅这一章，就需要对苏秉琦先生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他的考古学理念，他何以成为考古大家等诸多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究。没想到，樊老师看到这一章时非常感动，她说：“谢谢你！我以前觉得苏先生很了不起，现在更加觉得苏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这样的老师真是幸运！”

　　此外，关于她如何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从哪里汲取精神动力，一直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资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寻。樊老师最喜欢第259窟的“禅定佛”和第158窟的“涅槃佛”，她心灵的答案就藏在这些伟大艺术之中。当我介绍敦煌的壁画和雕塑时，不是从陈述敦煌艺术知识的角度来讲敦煌，而是从存在的角度体悟樊锦诗和敦煌艺术之间的生命关联，这需要我阐释敦煌艺术的意义，如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樊锦诗的整个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艺术学理论的专业积累，我的艺术阐释学的学术思考帮助我完成了这项难度最大的工作。

　　这本书不仅是樊锦诗个人的传记，书的内容涉及了对几代敦煌人的回忆，这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是几代莫高窟人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樊锦诗是第一个做出了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敦煌石窟全集·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她在书中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对于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观念；关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遗产保护过程中如何建设数字化保护工程？因此，这本书也具有档案的价值，凝聚了樊老师毕生的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