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戈壁，巨擘书写精彩的“敦煌答卷” ——“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群像素描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1月13日，北京。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厅，“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和第五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分别从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手中接过“时代楷模”的证书和奖牌。

敦煌研究院保护利用群体获“时代楷模”称号。

　　他们知道，这份荣誉，来之不易；他们更知道，这份荣誉背后，是无数莫高人沉甸甸的爱和责任。

　　这枚熠熠生辉的奖牌，是千年前无数敦煌画工，听到的最美“历史回音”，响亮悦耳；这枚小小沉沉的奖牌，是国内外无数敦煌朝圣者，看到的最好“时代答卷”，精彩满分。

　　望着这枚奖牌，令人思绪万千，仿佛那是一个按钮，启动了敦煌研究院76年的时光倒带。

　　灯

　　回首76年的岁月时光，那里，一盏盏“灯”，灿若星辰——

《燃灯菩萨》常沙娜临摹，常书鸿题字。

　　1935年的一天，漫步巴黎塞纳河畔的常书鸿，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这是常书鸿第一次听说了敦煌，知道了在莫高窟还保存着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塑像，他既震惊又感慨：“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里的人，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

　　这一眼，让已在巴黎颇负盛名的东方之子魂牵梦萦，那印在脑海中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像一盏明灯，指引着自己，一路辗转，抵达敦煌，一头扑进“飞天”的怀抱。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莫高窟近5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终结了。

　　那时的常书鸿，或许想象不到，自己也会成为一盏明灯，指引着一批又一批热爱敦煌艺术的青年们在荒滩戈壁扎下根来，用青春、汗水、热血甚至生命的浇灌，让“敦煌之花”绚烂怒放。

　　上世纪四十年代，地处西北一隅的敦煌，条件之差难以想象，500多年无人管理的莫高窟更是破败不堪：风沙肆虐、荒凉寂寞、土木土桌、无电无水、无交通工具、信息闭塞……

1943年冬，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在大泉河取冰化水。

　　常书鸿知道难，可他更知道，洞窟里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值得守护，他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发出邀请。很快，董希文、潘絜兹、乌密风、史岩、范文藻、段文杰、凌春德、霍熙亮、孙儒僩、欧阳琳、史苇湘等年轻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

　　他们白手起家，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个洞窟里的积沙，修建了1007米的土围墙，在周边种树，为洞窟测绘、照相、编号，全面调查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临摹……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难能可贵地为开辟敦煌石窟保护、研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也为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活苦，尚可忍受。妻离子散、研究所撤销的时候，常书鸿悲痛至极，他一个人站在莫高窟里，看着《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又感慨万千，萨陲那太子能奉献自己的身体救活一只奄奄一息的老虎，自己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常书鸿临摹《萨陲那舍身饲虎》。

　　萨陲那太子，或者说那千年前的无名画工，那萦绕在自己周围的敦煌艺术，再一次，如一盏黑夜中的明灯，给了常书鸿指引——不能走，再严酷、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

　　从此，用一生守护，在敦煌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敦煌守护神”。

　　没有常书鸿，就没有敦煌的今天。

　　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从常书鸿手中接过接力棒，继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又于1984年担任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不仅带领大家将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到的新的高度，还孜孜以求，临摹面积达140多平方米的洞窟壁画340幅，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第一，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

　　这一阶段，借力改革开放的东风，李最雄、王旭东、汪万福、苏伯民、马德、赵声良、张先堂、杨秀清等专业人才，通过大学分配、招聘、调动等方式，陆续来到敦煌，逐渐成为各自领域很有成就的专家，也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8年，年近60的樊锦诗接过重任，成为第三任院长；

　　2014年，47岁的王旭东，再接力，继任第四任院长；

　　2019年，已扎根敦煌35年的云南博士赵声良继续接棒，担任第五任院长……

　　因为莫高窟这盏明灯，这个名单会继续拉长，如颗颗繁星连缀成串，将曾数经磨难的莫高窟映照得更加明亮。

　　莫高窟，莫高人，两盏明灯，在戈壁，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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