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回师陇东。此时的陇东因军阀混战遭到空前的浩劫。军阀陈珪章在兰州被孙蔚如部杀死后,其在陇东的残部变本加厉向当地人民索粮派款,横征暴敛。陇东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抗粮抗款的斗争。
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见陇东革命形势高涨,遂改变原定出击陕西旬邑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就地发动和组织农民攻打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陕甘游击队同寺村塬一带“民团”及群众兵分两路进攻山河城,由于向导迷路,错失战机,第一次攻打山河城失利。晚上,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正宁县西坡,队委会研究制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将自发组织的农民“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以配合红军的武装斗争;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人的据点;在正宁南塬一带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3月20日,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寺村塬,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将“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元任副总指挥。
3月22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新庄子召开寺村塬一带72个村镇的五六百农民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参加的大会,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宣布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等任副主席,标志着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财产等分配给农民,镇压恶霸豪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响应。
4月13日,在赤卫军和当地群众配合下,谢子长按既定计划,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山河城内守敌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强抵抗,陕甘游击队连攻两日未克,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退回寺村塬一带休整,并在陕甘交界开展游击战争。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驻地视察,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谢子长到靖远开展兵运工作,将部队分为三支队和五支队。
1932年5月,国民党部队向红军陕甘游击队发动“围剿”,为打破敌人进攻,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兼中共队委书记,李杰夫任政委。在刘志丹指挥下,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区转战7个县,挺进700里,历经9次苦战,于月底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
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杜衡认为陕甘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红军陕甘游击队东进陕西韩城一带,在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致使陕甘游击队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遭受惨重损失,队伍锐减到200余人。
7月10日,陕甘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塬与西华池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会师部队开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队伍发展到500余人。
7月23日,李艮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传达省委关于“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指示,指责刘志丹等人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予以批判和打击。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陕甘游击队面对敌人的“围剿”无法做好迎战准备,敌人乘机占领了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完成了对陕甘游击队的进攻部署。
1932年8月,李艮命令陕甘游击队强攻王郎坡,死守五顷塬,遭敌猛烈围剿。游击队被迫退到三嘉塬,后借大雾突出重围,转移到陕西旬邑县马栏镇,部队仅剩200余人,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丧失,革命委员会中止。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它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标志着陕甘边区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诞生,对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正式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张永平)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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