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推】回眸百年望敦煌

【重推】

回眸百年望敦煌

　　孙志军

　　敦煌莫高窟初建于公元4世纪，其后历经1000多年持续不断的营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敦煌石窟群。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敦煌再度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去敦煌，成为每个人的心心念念。然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风、霜、雨、雪、沙”，使得原本精美绝伦的一幅幅壁画、一尊尊佛像，或多或少褪去了颜色，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毁。《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一书，以“重摄”手法带领读者穿越时空，重温那些幸存的、逝去的、被破坏的遗迹，感受莫高窟生命脉搏的跳动。

　　揭开宝藏的神秘面纱

　　沉寂了近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于20世纪初重新回归全世界的视野，或许并非偶然。当时，随着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延续与“东方学”的兴起，欧洲各国的探险家、考察团队纷纷来到莫高窟，并最终揭开了一座人类文化宝藏的神秘面纱。他们盗窃、劫掠了莫高窟大量的珍贵文物，同时也整理出版了细致的考古、地理调查资料。单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资料具有无法取代的史料价值。

　　20世纪20年代，中国本土学者开始对莫高窟进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在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当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通过文章、壁画临本、照片等媒介，为莫高窟的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敦煌学勃兴的今天，已有专家学者对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发生在莫高窟的摄影个案进行过研究，但却缺乏一份对这一时期莫高窟摄影活动清晰、完整的史料辑录。因此，我尝试综合1949年以前有关莫高窟的历史研究资料、调查报告、公函、画册和回忆录等，以编年的方式梳理了1907—1949年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在莫高窟的拍摄活动。

　　《世纪敦煌》正文中的历史照片几乎全部由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拍摄于1908年，在100年前就公诸于世。正因如此，今天的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些照片，直观地感受到100多年来莫高窟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新旧照片的对比，唤起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快门声响彻洞窟内外

　　1840年后，西方各国派遣大批考察团、探险队来中国考察。

　　据统计，仅从1840年到1949年间，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队就有156批之多，他们以各种名义接连来到敦煌，在进行探险、考古、测绘等活动的同时，也在敦煌拍摄了许多照片，记录了那一时期敦煌的名胜古迹、政治图景、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石窟考古和营建史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史料。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率领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队前往敦煌。他此行的目标——考察敦煌的古代长城遗址，考察莫高窟，搜集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驻留莫高窟期间，他利用了三清宫住持、道士王圆箓的无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骗购了24箱藏经洞出土写本、5箱绢画和丝织品等珍贵文物、文献。可以说，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祸首。但同样也是斯坦因，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机，快门声第一次在洞窟内响起。

　　1908年2月25日，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探险团在敦煌莫高窟重点拍摄题记、供养人像、有明显风格的画面和难以考证内容的壁画。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系统地拍摄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在1914—1924年出版了六卷本的《敦煌石窟》，这是第一部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大型图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这部图录成为早期研究敦煌艺术最主要的图像依据，是当时国际敦煌学界深入了解莫高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时至今日仍不可小觑。

　　1915年1月26日，俄国新疆考察队启程回国，他们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3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以及拍摄的2000余幅照片，复描了几百张壁画，并且做了详细的文字叙录，同时也窃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多种文物。

　　1924年1月21日，美国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兰登·华尔纳到达敦煌。在随后的10天里，他花了5天时间，粘走了大小不等的12块壁画，并拍摄了照片。1925年，华尔纳率领的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再度来到莫高窟，摄影师理查德·斯达拍摄了13幅照片。在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照片中，不少都是孤本。

　　1934年11月5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安西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在斯文·赫定基金会公布的斯文·赫定摄影档案中，他在莫高窟考察期间拍摄了17幅照片，多为莫高窟外观，其中尚未竣工的九层楼照片还是首次曝光。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历史照片也凝结成了一部敦煌的百年历史。

　　穿越时空参悟文物摄影的真谛

　　1984年9月，我考进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被分配到资料室摄影组学习摄影。但坦率地说，直到2000年，我才开始逐渐领会文物摄影的真谛，并对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深入思考。

　　我很早就有意识地收集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影像。在二三十年前，莫高窟历史照片的刊布还非常有限，我每看到一张没见过的老照片，就赶紧翻拍下来。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我逐渐收集了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奥登堡、华尔纳、陈万里、斯文·赫定、巴慎思、石璋如、罗寄梅、李约瑟、艾琳·文森特和约翰·文森特等人拍摄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数千张。这些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的照片，让我直观地了解到当时敦煌和莫高窟的面貌。

　　这些照片使我对石窟的摄影表现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斯坦因在遗址场景中安排人物作为比例参照，努埃特对壁面的空间关系处理，罗寄梅富有文人意趣的洞窟空间营造……随着对敦煌和莫高窟的认识逐渐深入，这些照片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拼凑聚会，还原出了一个原生态的、有别于当下的敦煌莫高窟。

　　我仔细分析并多次模拟斯坦因、努埃特等人拍摄的莫高窟的季节、时间、角度、摄影镜头视角、底片画幅比例等拍摄因素，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按照他们的拍摄角度对莫高窟的外观和洞窟内景进行了重摄。结果表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莫高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损毁、营建、保护、修复在循环往复地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过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和斯文·赫定的照片，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莫高窟北大像从曾经的无遮无盖到九层楼的落成，时间跨度上也印证了《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中关于修建九层楼的记载。

　　通过对历史照片的研究分析，以及对中亚、西亚古代文化遗址的考察，我拍照片时思考的问题更多，面对一个洞窟或一处遗址，注重去发现它所隐含的文化多样性，追求在现时观照“彼时”。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孙志军编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