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记得，"飞天"记得……——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素描

莫高窟记得，“飞天”记得……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素描

　　敦煌研究院技术人员在莫高窟98窟内对病害壁画进行修复。（2014年9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莫高窟，沙漠里的艺术明珠，曾数历磨难。

　　如今，因为一群可爱的人，通过长达70多年的接力呵护，又熠熠生辉。

　　这是千年前无数敦煌画工，听到的最美“历史回音”，响亮悦耳；这是国内外无数敦煌朝圣者，看到的最好“时代答卷”，精彩满分。

　　莫高窟不会忘记，“飞天”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

莫高窟158窟涅槃佛。 吴健

　　灯

　　回首76年的岁月时光，那里，一盏盏“灯”，灿若星辰——

　　1935年的一天，漫步巴黎塞纳河畔的常书鸿，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这是常书鸿第一次听说了敦煌，知道了在莫高窟还保存着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塑像，他既震惊又感慨：“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里的人，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

　　这一眼，让已在巴黎颇负盛名的东方之子魂牵梦萦，那印在脑海中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像一盏明灯，指引着自己，一路辗转，抵达敦煌，一头扑进“飞天”的怀抱。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莫高窟近5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终结了。

　　那时的常书鸿，或许想象不到，自己也会成为一盏明灯，指引着一批又一批热爱敦煌艺术的青年们在荒滩戈壁扎下根来，用青春、汗水、热血甚至生命浇灌，让“敦煌之花”绚烂怒放。

　　上世纪四十年代，地处西北一隅的敦煌，条件之差难以想象，500多年无人管理的莫高窟更是破败不堪：风沙肆虐、荒凉寂寞、无电无水、无交通工具、信息闭塞……

　　常书鸿知道难，可他更知道，洞窟里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值得守护，他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发出邀请。很快，董希文、潘絜兹、乌密风、史岩、范文藻、段文杰、凌春德、霍熙亮、孙儒僩、欧阳琳、史苇湘等年轻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

　　他们白手起家，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个洞窟里的积沙，修建了1007米的土围墙，在周边种树，为洞窟测绘、照相、编号，全面调查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临摹……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为开辟敦煌石窟保护、研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也为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活苦，尚可忍受。妻离子散、研究所撤销的时候，常书鸿悲痛至极，他一个人站在莫高窟里，看着《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又感慨万千，萨埵那太子能奉献自己的身体救活一只奄奄一息的老虎，自己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萨埵那太子，或者说那千年前的无名画工，那萦绕在自己周围的敦煌艺术，如一盏黑夜中的明灯，再一次指引了常书鸿——不能走，再严酷、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

　　从此，用一生守护，在敦煌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敦煌守护神”。

　　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从常书鸿手中接过接力棒，继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又于1984年担任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不仅带领大家将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到新的高度，还孜孜以求，临摹面积达140多平方米的洞窟壁画340幅，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第一，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

　　这一阶段，借力改革开放的东风，李最雄、王旭东、汪万福、苏伯民、马德、赵声良、张先堂、杨秀清等专业人才，通过大学分配、招聘、调动等方式，陆续来到敦煌，逐渐成为各自领域很有成就的专家，也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8年，年近60的樊锦诗接过重任，成为第三任院长；

　　2014年，47岁的王旭东，再接力，继任第四任院长；

　　2019年，已扎根敦煌35年的赵声良接棒，担任第五任院长……

　　因为莫高窟这盏明灯，这个名单会继续拉长，如颗颗繁星，将曾数经磨难的莫高窟映照得更加明亮。

　　莫高窟，莫高人，两盏明灯，在戈壁，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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