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丝路孔道上的文学艺术印象

【溯源甘肃】

丝路孔道上的文学艺术印象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霍志军

秦安县出土的秦铜权

东汉思想家甘肃镇原人王符所著《潜夫论》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经中亚、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总称。甘肃被称为“丝路孔道”，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交汇之地。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先周、早期秦文化（周人、秦人都发祥于陇东南），魏晋河西文化，到汉唐时代丝绸之路文化，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演绎了绚丽多彩的甘肃区域文明。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而且以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将中国文学的地图向西北拓展，对中国文化、文学性格的形成有深远影响，是中国文学生生不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之一。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重大考古发现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百年，然考古发掘成果众多，新见迭出。具体到甘肃地区的考古发现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就文化遗址而言，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曾引起学术界的轰动。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敦煌考古漫记》对之多有论证。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年—5000年，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骨针、纺轮、骨镞、彩陶等生产生活工具，而且创造了旱作农业标本、宫殿遗迹、地面岩画、文字符号、彩陶等六项考古之最。天水西山坪、师赵村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揭示了甘肃地区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礼县大堡子山秦早期王陵、甘谷毛家坪遗址、天水放马滩秦墓、张家川马家塬秦墓遗址等考古发现使得备受人们怀疑与争论的《史记》所载秦人早期历史有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近几十年来，河西走廊地区也发现了诸多文化遗址，如黑水城西夏遗址的发现全国著名。

　　就金石而言，甘肃境内出土金石异常丰富，民国时期曾出土青铜器鼎、簋、尊、觯、爵、角等，其中着铭文的铜器24件，铭文14类，商承祚、吴其冒、王国维、郭沫若、刘文炳诸先生均有专文研究。一些学者的著书中收陇右金石有2000通左右，同时，流散甘肃民间的青铜器、墓志、砖铭、瓦当等金石数量庞大，绝大部分尚未整理。

敦煌汉简

　　就简牍而言，甘肃地区总计出土秦、汉、晋、唐、西夏等朝的简牍6万余枚，数量为全国之冠。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遗址中出土汉简约10000枚。1972－197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此地掘获19000多枚。敦煌地区六次总计发现汉简2305枚，已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中。20世纪90年代初，河西走廊悬泉置遗址出土了35000多枚汉简，被评为“八五”期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武威发掘出汉代简牍共三批，包括1957年磨咀子6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1981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1972年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

　　就实物而言，甘肃省出土文物数量巨大、价值独具。如渭河、西汉水流域出土的秦早期车马葬数量众多，将之与《诗经·秦风》相互比较，可见秦人“独此一家式”的文化特色。两千年前河西地区“马踏飞燕”铜马令人遥想汉人之闳放气度。1982年，天水市出土了距今1400余年的隋代粟特人屏风彩绘石棺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见证。甘肃多地出土的胡人牵马、牵驼的三彩俑、凤首壶、禽兽葡萄镜、波斯钱币等文物，典型地反映了唐代陇右地区多民族聚集、多民族文化互生并存的情况。

　　就图像而言，甘肃境内有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等50多处石窟群、2500多座洞窟、16000余身造像、56000余平方米壁画，灿若繁星，辉耀于丝路古道。嘉峪关市发现魏晋时期大型家族合葬墓数量达1700余座，出土了约760余幅画像砖。清水县发现宋金时画像砖1000多件。甘肃地区迄今留存的“唐僧取经图像”达2000余幅，其中榆林窟第三窟“唐僧取经图”、甘谷县华盖寺“唐僧取经壁画”堪称绝品，具有重大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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