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发现推进了华夏文明起源研究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彩绘木六博俑
陇原大地上众多的艺术考古发现集中展示了中国史前社会最具艺术性的创造。1973年，甘青地区大通县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内壁绘舞蹈人物3组，每组5人，该组彩陶人物的线条富有形式意味，充满韵律形式，令人感受到远古舞蹈强烈的节奏感。1991年，甘肃武威市发现的彩陶舞蹈纹盆，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的舞蹈人物，每组9人，舞蹈人数更多，人物造型夸张稚嫩、稚拙简朴、天真粗犷，也是甘肃古代先民集体无意识的呈现。1995年，甘青地区宗日遗址再次出土一件马家窑文化彩绘舞蹈纹盆，内壁所绘舞蹈人物两组，分别为11人和13人，给人一种优雅的舞蹈意境，甘青地区由此成为中国原始歌舞研究的起源地。1986年，甘肃省永登县出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改写了华夏音乐史。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有编钟、编镈和编磬等乐器，组合完整，保存状况良好，可以了解秦早期音乐文化之面貌。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只关注书面文献，而不重视石窟壁画、图像等，这不仅使我们白白丧失了一份审美感受，也不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化。事实上，恰恰是这些文物道出了文字文献失载后有关历史真实的原生态状况。如久负盛名的嘉峪关魏晋画像砖（石），既有西域少数民族艺术的粗犷质朴，又兼具中原艺术的清新雅致。它是魏晋时期多民族艺术交融互渗的结晶，显示出多元民族文化相激相荡所产生的艺术魅力。
再比如关于《西游记》中的“弼马温”形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存西汉“马厩图”木版画，画面为一棵树下拴马一匹，马后站一人执鞭，马背上有只双腿劈叉、两手攀扯树枝的猴子，其左右还各有一猴。伊朗、印度及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很早就相信猴子可以防止牛羊等牲畜的疫病。陕甘等地也流传有《庇马瘟》年画，将其贴于牛圈、马圈里面来镇压瘟神。可见《西游记》中孙猴子的“弼马温”形象，也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甘肃省又是“唐僧取经图像”全国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迄今留存的“唐僧取经图”主要包括纸本画品、石窟壁画、寺院壁画、雕塑等各种形式的图像。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保存西夏时期“唐僧取经图”共2幅，安西榆林窟保存西夏“唐僧取经图”3幅，张掖市大佛寺卧佛殿“唐僧取经壁画”多幅，武威市天祝县东大寺大经堂“唐僧取经壁画”共200幅，甘谷县华盖寺保存元末明初“唐僧取经图”共2幅等，自西向东，这些“唐僧取经图”如珍珠般镶嵌在陇原大地，无声地诉说着《西游记》故事在陇原大地的流传情况。“唐僧取经图像”给甘肃地区民众提供了一个“阅读”《西游记》故事的场所，加强了《西游记》的传播效果，成为《西游记》经典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
总之，独特的地理、文化因素，使甘肃地区成为多民族的栖息地和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丝路悠悠、驼铃阵阵，历经数千年发展的甘肃地方文学审美特色浓郁，表现为：西部戎风与雄浑劲健的风格特色；民族风情与真率直露的情感特色；“汉胡互化”与多元荟萃的过渡特色；黄土气息与拙野质朴的美感特色。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而且以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将中国文学的地图向西北拓展，对中国文化、文学性格的形成有深远影响，是中国文学生生不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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