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志】彩绘牛拉犁木雕，揭开大汉帝国开疆扩域的秘密

彩绘牛拉犁木雕，揭开大汉帝国开疆扩域的秘密

汉代彩绘木牛拉犁

魏晋嘉峪关壁画砖《耕作图》

魏晋高台壁画砖《耙地图》

魏晋高台壁画砖《播种图》

　　许多外国人很困惑，为什么中国人只要看到土地，就会想到种点什么？而且这些庄稼蔬菜还就听中国人的话，怎么种怎么活！事实上，华夏民族绵延数千年，从古到今，皆以农为本，农耕文明已经浸润到民族的血脉里，这个以农耕生活闻名于世的民族自带“土地情结”的光环。我们从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出土自武威磨嘴子汉墓的一些古代农耕工具中就可见一斑。

　　汉墓出土彩绘木牛拉犁模型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是丝绸之路的要津。

　　2000多年前，自汉武帝命年轻的霍去病领兵击败游牧于此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落之后，这里就归属大汉帝国所有。汉帝国与西域的交通被打通，国之臂掖得以伸张，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经营河西，开发河西地区，这里逐渐成为西汉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

　　2000多年过去了，汉武雄风沉积在了历史的风云之中，关于汉武帝开发河西的一些历史细节，早已淹没于史书的背后，模糊不清。

　　风沙吹走了岁月，却吹不走历史的印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武威磨嘴子汉墓群考古发掘，这时候的武威磨嘴子汉墓群，已经被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汉墓土洞中，出土了一批西汉末年的木质文物，其中就有一件彩绘木牛拉犁模型，随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彩绘木牛拉犁正是中国汉代农耕文化发展的一个实物证明。

　　彩绘木牛拉犁是一组木雕明器，由一头木牛和一具木犁模型组成。牛长18厘米，犁长31厘米，木牛的造型共用了11块木料，雕刻成牛身、牛腿、牛角、牛耳和牛头牛尾拼制而成。牛身选用一大块长方形的木块，牛头选用一块三角形木块，其他部位选用小木料，分别雕刻后黏合在一起。木牛的四条腿平行站立，低头拉犁。

　　这头木牛很有意思，眼神萌萌的，牛犊看上去很“年轻”，牛头似乎还有点婴儿肥，躯体浑圆健硕，牛通体施黑彩，白彩勾绘眼及络头，牛的鼻子上还画出了圆形的牛鼻棬环。棬环是从牛的两个鼻孔中间打洞穿绳索或小木棍儿，以这种方式牵牛控制牛的方法在2000年后的今天还在沿用。牛鼻拴环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过，古代称之为“棬”（《吕氏春秋》）或“桊”（《说文》）。木牛双角向上弯扬，硕颈屈背，四足蹬地，尾巴下垂。这是一头健壮的牛犊！

　　同时配套出土的木犁模型大体呈方形直辕式长床框架型犁，由犁拉杆、把手、犁箭和犁头组成，其中犁箭可用来控制深度，犁拉杆较长，犁头宽大，绘以墨彩。犁的各部件以卯眼套合。

　　中原先进农耕技术传入河西

　　一牛一犁出现在墓葬中，说明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除二牛抬杠之外的单牛拉曳耕作法。

　　二牛抬杠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耕作技术，也称“二牛三夫”耕作法。耕作时，两牛相距七八尺，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坐于“杠”上，脚踏辕犁，控制犁铧入土深浅；一人在后扶持犁把。相比二牛抬杠，一牛挽犁需要的人力畜力大大减少，生产效率提高了很多。

　　汉代是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大片荒地的开垦利用，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生长有了物质保证。汉朝政府十分重视铁农具的冶铸，使得铁制农具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汉代耕牛的广泛运用及牛耕技术的改良，使得耕作技术更趋合理和精细。这样就使西汉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到了武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富足太平盛世景象。

　　汉朝凿空河西走廊之后，大规模向河西走廊移民开荒种地，这种彩绘木牛拉犁模型，就是从当时汉朝内地传入来的犁作为原型而制作的。这种犁适合在旱地地区使用，把表土弄碎、弄细、使之松软，利于开沟播种。

　　神奇的是，在2000多年后，最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机械播种没有普及的时候，陕西渭水盆地、甘肃陇东黄土高原一带的农民还在使用一种叫做“木犁”的工具保墒播种，使用的也是这样一头牲畜曳引的犁，这种“木犁”和汉墓中出土的彩绘木牛拉犁模型极其相似，犁头较小，入土不深，大约只有10厘米。

　　“木犁”播种是在深耕过的土地上使用的，由此可以推测，或许在汉代二牛抬杠用来深耕土地，这种单牛所拉的犁用于“熟地”播种。

　　汉代的“厚葬”风气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河西地区农耕文明发展的蛛丝马迹和实物证据，国内出土了不下二十件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犁耕图”，再现了古代传统的农耕生活，这些“犁耕图”多数是绘在画像石或画像砖上的，少数是在墓葬的壁画上发现的。而犁耕实物模型，仅此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件。

　　它们默默无言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在河西地区的发展与普及！

　　河西丝绸之路巩固的根本

　　汉高祖刘邦历经千难万险，建立大汉王朝之后，回乡省亲，喝几杯酒，见几个熟人，然后趁醉而歌，发出英雄的感叹：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搞错了！事实上守卫大汉广袤的边疆，不止需要猛士，还需要依靠大汉的老百姓。

　　刘邦的后代汉武帝刘彻帮高祖实现了这个雄伟的愿望。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击败河西地区的匈奴，拓地千里，设置郡县，实行军屯和移民屯垦开发河西，将放牧牛羊的牧场改造成千里沃野的农耕区，从而使得河西地区与黄河流域间一样，从此这一地区的人心向心因素大过离心因素，这才确保了河西地区真正为大汉所有。

　　从西汉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时期，虽然此地“介戎羌之间， 居咽喉之地”，民族混杂，战乱频发，但河西走廊基本为汉人掌控。

　　而造就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原的农耕文明在此地扎下了根，中原文化成为河西走廊的文化主流，在农耕文明的浸润下早已成为中原王朝核心统治区。河西的富庶，离不开大规模的垦荒和耕作，而牛耕正是大规模开垦的保证。

　　充分的农业开发造就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使得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有了钱粮的保障，成为中华文化西扩的前进基地和后勤补给大本营，“猛士”们才能够专心开疆守土。也使得丝绸之路的掌控得以巩固，中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才有了一条经久不息的顺畅通道。而丝绸之路的繁荣，正是河西地区犁耕等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所产生的巨大的蝴蝶效应。

　　刘邦万万想不到，他惦念的守卫疆土的猛士，远不及万千沉默无言的耕牛和挥汗耕作的农人对王朝疆域的守护。

　　撰文/黄建强   图/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