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化】嘉峪关魏晋墓发掘始末

【丝路文化】

著名学者、嘉峪关魏晋墓的发掘者张朋川讲述

——嘉峪关魏晋墓发掘始末

　　● 胡杨

　　2023年12月，张朋川老师应邀嘉峪关长城讲堂，讲述50多年前考古挖掘嘉峪关魏晋墓的情形，随着张朋川老师动情的讲述，时光仿佛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

　　位于嘉峪关市东北20千米处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漠上，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公元220-419年）的地下壁画砖墓群，这便是著名的魏晋古墓群，被誉为“地下画廊”。

　　嘉峪关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起点，是九边重镇之一，归肃州卫所辖。后汉时，这里是“玉石障”，五代称“天门关”。到了魏晋时期，战争频发，特别是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先是蝗灾，后是瘟疫，接着是内乱，中原战火纷飞，饿殍遍野，但河西偏安，许多士族和学者纷纷移居河西，造成了河西少有的和平安宁与富庶祥和，因而，有了这些光彩照人的墓葬壁画。

　　主持参与了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壁画墓考古发掘的张朋川教授，长期从事美术考古和中国艺术史研究。出版专著十余种，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嘉峪关魏晋墓六号墓的画像砖上侍女手持三股叉串好的烤肉 马希平 摄

　　戈壁探宝

　　说起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的考古发掘，张朋川教授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1972年春，当地村民在修干渠时发现了两座古代砖室墓。嘉峪关市文教局闻讯后，立即组成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由文教局干部宋子华带领对这两座墓进行清理发掘，按发掘顺序编为一号墓和二号墓。在一号墓内发现了壁画，由于壁画需要保护和临摹，嘉峪关市文教局请甘肃省博物馆派人协助。省博物馆派吕思齐和张朋川前往，分别进行对壁画的化学保护和临摹工作。

　　当年四月下旬，张朋川一行来到嘉峪关新城墓葬的发掘现场，在广袤的戈壁滩上，一阵又一阵风从古墓封土上吹过，扬起的尘土像旋动的烟柱，使人格外感到春寒料峭。

　　一号和二号墓同在一个方形茔圈内，张朋川教授认为，两墓主应为亲族关系。一号墓的规模比二号墓略大，墓门上有高达4.2米的门楼式照墙，这是以往发掘的汉代砖室墓从未发现过的，在墓门上有一连檐阙门，阙斗上绘着星云纹，在阙柱左右各有浮雕的牛首人身或鸡首人身的守护神，表示着阙门是象征着天门。阙门之上还雕刻或彩绘着异兽、奇禽、雷公、力士等仙灵。这种在墓门上建造饰有天门和仙灵神兽的高大照墙，则是以后在嘉峪关新城墓葬发掘的壁画墓中共有的特点。一号墓的墓道只清理了墓门的一段，张朋川一行由此进入墓内，墓有前后室，前室两侧各有一个小耳室，在前室四壁都有以一块砖面为画面的多层壁画，大部分绘着壁画的砖已被嘉峪关市文教局清理小组卸下，后室只在后墙饰有壁画，画着墓主人享有的绢帛丝束等物品

　　嘉峪关市文教局腾出一个办公室作为张朋川一行的工作室，张朋川一行对分期分批从一号墓中拆下的壁画砖进行临摹和化学处理保护。张朋川根据刚打开墓穴时对前室四壁分别拍摄的照片，对拆下的壁画砖逐一编号，当时共编了57个号。一号墓的部分壁画有朱书榜题，分别为“耕种”“牧畜”“井饮”“坞”等。在一幅壁画上绘着坐在榻上的墓主人，墓主人两侧分别题着“段清”“幼挈”，张朋川教授认为，应是墓主人的姓名和字号。一号墓有的壁画中的人和物作上下两层排列，这是汉画常见的构图方式。在画上标有榜题，这种方式，也常见于汉代壁画和画像石。而当时甘肃很少发掘过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而一二号墓出土的钱币为“半两”“货泉”和“五铢”铜钱。因此当时认为一二号墓是属于东汉晚期的墓葬。

　　三号墓的壁画当时编号的有79幅，后来将阁门上和三角形边饰上的画面也计算在内，共计有122幅壁画，在新城壁画墓中是壁画数量较多的一座墓。由于三号墓中有多幅大型壁画，拆卸壁画砖来进行保管的方法已不可取，只能采取就地保护的方案。因此，对三号墓壁画的临摹工作也只能在墓内进行，为了保证能够持续地在墓中临摹壁画，就必须选择在三号墓附近居住。但距离发掘现场最近的村庄也有3公里，张朋川联系发掘工地最近的水管所，找到一间废弃的房间，没有门，就用一条麻袋做挡风的门帘。发掘人员自己起伙立灶，粮和菜蔬都从嘉峪关市区运来。由于临摹的工作量很大，又请甘肃省博物馆的张清翔来嘉峪关参加临摹工作，墓里的临摹条件很差，靠柴油机发电，灯光很微弱。封土距墓底的深度达十米以下，上了水色的纸一下不会干，有时不得不用电灯的热度将染水色的纸烤干，有的壁画距离地面很近，人坐在小凳上还要伏下身子，才能面对壁画进行临摹，有的壁画高达两米多。回想起来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但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还是尽可能仔细地进行了记录、测绘、摄影和临摹，取得了基本的考古资料。

嘉峪关魏晋墓六号墓的画像砖上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牛羊成群的景象 林立平 摄

　　判定年代

　　张朋川老师还参加了三号和四号墓的文物清理工作。在整理出土铜钱时发现两枚带有内郭的小五铢，制作比较精致，这种形制的小五铢为以往发掘的汉墓所不见。张朋川手头的古钱币参考书只有一本彭信威著的《中国钱币史》，书中认为这种铜钱为“蜀五铢”，并附有“蜀五铢”原大照片，与三号墓出土小五铢样式相同，而“蜀五铢”应是三国时期的钱币。因此，张朋川一行对新城已发掘的四座墓葬的年代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审议。在整理二号墓的出土文物时，有一件写有朱书文字的灰陶壶，大部分文字漫漶不清，起首的文字为“甘口=口”，按常例应写的是年号，以“甘”字作头的年号只有“甘露”，自西汉至十六国前秦，以“甘露”作年号共有四次，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来看，以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的“甘露”年号的时代特征最符合，曹魏甘露二年为公元257年。二号墓还出土了两把骨尺，长度为23.8厘米，要略晚于东汉的尺度。此外，已发掘的墓室壁画中的官吏的乘舆已不是汉代习用的马车，已改用牛车，而魏晋以后才流行用牛车，张朋川教授和同事们认为：从这些方面看，新城发掘的这四座墓葬应略晚于东汉。

　　五号墓为双室墓，在前室有两个盗洞，盗洞下的流沙和淤土把前室西壁下部掩埋住了，但其他部位露出的壁画十分精彩，而且画面表现的内容互不重复，尤其东壁北侧下部有一幅大型壁画《武官出行图》，场面宏大，色彩绚丽，笔法生动，是新城壁画墓中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张朋川教授当时即将五号墓中一些壁画拍摄下来，并整理新城已清理的四座墓（包括五号墓的部分壁画）的发掘简报，根据壁画中的舆服制度、出土文物和墓葬形制，张朋川和同事们将嘉峪关新城的这四座墓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至魏晋，在简报送交后的编审过程中，有关人员认为墓葬下限定为魏晋时期的根据不足，在《文物》杂志发表的简报的题目改为《嘉峪关画像砖墓》。

　　五号墓前室的淤土也清理干净，墓门上门楼和前、后室共有壁画75幅，其中有犁地、耙地、耱地、打场、扬场等一系列反映当时农业生产活动的场面。还描绘了采桑、果园饲养家畜、少数民族放牧、狩猎等场面。前室北壁东侧绘着“驿传图”，是表现古代邮驿珍贵的形象资料。

　　六号墓为三室墓，前、中、后室都绘有壁画，共有137幅。壁画保存较好，黑色和红色仍很浓艳。在中室西壁和南、北壁西侧有一排以七块砖面组成的“文吏出行图”，犹如一幅展开的长卷画，从图中出行队列的前后有执笏和捧剑的从吏来看，墓主人具有千石以上的身份，然而乘坐的是牛车，这是始自魏晋才成为时尚的乘舆。六号墓壁画中有一幅“牵驼图”，留着胡子的牵驼人戴着尖顶高帽，是目前中国绘画中最早出现的牵驼人形象。该墓壁画中的“胡女采桑”“博戏”“屠夫击牛”“宴享”等画面上的场景也很有特色。

　　发掘七号墓时，已至12月，戈壁滩上寒风凛冽，考古发掘的工作条件日益艰苦。七号墓也有长而宽的墓道，墓门上的照墙是已发掘的新城壁画墓中最高大的，高达6.6米，上面满饰雕刻彩绘，显得格外壮丽。七号墓为三室墓，前、中、后室也都绘有壁画，共150幅，也是新城发掘的墓穴中壁画最多的一座。但该墓在古时曾进过水，壁画因浸泡而褪色。在前室有一排由砖画组成的《武官出行图》，从仪仗的规格来看属于中级的武官。墓中出土了一颗碳精石私章，印文为“王霑 印信”，由此可知墓主人的姓名。还出土了30枚蜀五铢铜钱，一件双提耳桶形铜罐，为魏晋时期西北地区出现的铜器样式。在此之前，六号墓出土的酱色釉小壶和漆槅（亦称多子盒），也为魏晋墓中带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因此新城六七号墓已明显地呈现出魏晋墓葬的特点。

嘉峪关魏晋墓六号墓前室 马希平 摄

　　价值不菲

　　自1972年4月至1973年9月，陆续在嘉峪关市新城发掘了八座墓葬，经过综合分析属于魏晋时期墓葬，是甘肃首次大规模发掘的魏晋墓群，其中六座为壁画墓，共有壁画620幅，为魏晋墓室壁画最大宗的发现，充实了原本很缺乏的魏晋绘画实物资料。

　　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的发掘，使人们逐步认识了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的特点。不仅填补了中国绘画史这一时期绘画实物资料的空白，而且以年代接续的壁画考古资料，系统地展现了由汉画发展演变为晋画的过程，无愧为“地下画廊”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