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敦煌在心头——记莫高窟第一位讲解员蒋毅明

最是敦煌在心头

——记莫高窟第一位讲解员蒋毅明

在莫高窟工作时蒋毅明（右一）与常书鸿（右二）、樊锦诗（右三）、孙秀珍（左一）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87岁的蒋毅明讲述敦煌往事。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莫高窟九层楼。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我已经87岁了，离开敦煌也已多年。我想再回莫高窟看一眼，尽管我现在视力很不好，可那三危山、大泉河还有一个个洞窟，在脑海里清晰得很。一想起在莫高窟工作的30年，那些塑像了、壁画了就清清楚楚到眼前，怎么也忘不了……

　　——蒋毅明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如今有一支非常优秀的讲解员队伍，这支300余人的专业团队经过多年积累沉淀而来，其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准在业内得到公认。他们除用中文讲解外，还可提供英、日、法、德、俄、韩6种外语讲解，是目前全国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系统中人数最多、整体业务素质最过硬的讲解员团队之一。讲解服务团队迄今已接待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是名副其实的莫高窟“第一形象代言人”。

　　追根溯源，莫高窟的讲解工作何时开始？最早的讲解员又是谁呢？她在莫高窟有怎样的故事？

　　“老先生们包括我都作过讲解，但不能说我们是最早的讲解员。”2024年年初，在莫高窟与“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起敦煌往事时，故人旧识仿佛眼前、前尘往事得以复原，她说，“莫高窟的第一位讲解员叫蒋毅明，比人们说的‘五朵金花’还要早，你可以见见她。”

　　涉过时间的长河，17岁的蒋毅明就这样从岁月深处走来。

　　到敦煌去

　　1954年，在西安读书的蒋毅明见到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那是在陕西省博物馆，见面后他动员我去敦煌。”

　　前一年，恋人孙纪元已经去了敦煌，常书鸿的一番动员，促使17岁的蒋毅明拿定主意：到敦煌去！

　　从西安一同出发的除了常书鸿，还有关友惠等人。坐火车到兰州后，队伍继续壮大，“李贞伯、万庚育一家人和我们汇合，8月1日一起坐汽车从兰州出发，11日到达敦煌”。

　　70年前的往事，蒋毅明仍记得清楚：“路不好，又遇上下大雨发大水，走走停停……印象深得很。”一路向西，是蒋毅明此前从没见过的景象。好不容易到了敦煌，去莫高窟的25公里路还是很难走，“路全是石子铺的，车子坐了我们几个人，根本走不动，走一走就歇工，我们就下来推车。”

　　11天的艰难路途，为此后的生活打了个底，再难约摸也能承受了。

　　到了莫高窟，先是安排住处，两眼一看：“土房里一盘土炕，再什么也没有。”好在年轻人有的是办法，“我们先是用几块砖头、一块木板做了张桌子，再慢慢安顿下来。”

　　如今87岁的蒋毅明静静坐在家中柔软舒适的沙发上，视线穿越重重岁月回到从前，“一个很小的院子，院子里有棵树，是梨树，树干曲曲弯弯，常先生住在我们对门。窟前有条河，当地人叫大泉河，那个水在上游本来还好，流经一个地方叫苦口泉，苦口泉的水很不好，颜色都是棕褐色的，所以大泉河流到莫高窟也成了苦水，喝那个水，牙很不好。到了冬天，结成冰，就成了一条冰河……”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当时有30多名员工，“每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大家关系比较好，来往比较多。”土炕、土凳、土桌，点油灯，喝苦水，却也没觉得有多苦。大家一起种树、一起凿冰、一起劳动、一起修墙、一起清沙、一起临摹，竭尽全力开展保护研究工作，为以后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蒋毅明在西安学习的是财会专业，因此被分配去做会计工作，但她“最喜欢和老先生们一起上洞子看壁画”。

　　蒋毅明眼中的“老先生”孙儒涧、史苇湘、欧阳琳等人当时大多30多岁，年龄最大的常书鸿也刚刚50岁，可在17岁的小姑娘眼里，他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老师。“老先生”们会如数家珍般地告诉她哪个洞窟最早，哪个菩萨最美，哪条题记在哪里，哪条边饰最华丽，衣冠服饰、生活器具，多少经变，多少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原本就喜欢文学、喜欢历史的蒋毅明“兴趣渐渐就转到这方面了”。

　　“我知道自己是个外行，我就拼命学习，老先生给我推荐的书我都认真去看。刚开始并不能完全读懂，就借助工具书、向老师们请教，慢慢就读懂了。”在蒋毅明心里，这里似乎比任何一所大学都更适合学习。

　　穷极叩问，竭尽求索，敦煌文化越来越令蒋毅明着迷。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物管理组成立，我从会计岗位转到文物管理组工作。除了调查洞窟内容，我们也管库房文物的整理、登记，包括写内容总录等。”追根溯源文物管理工作，此前谢稚柳先生曾有涉及，早在1942年，谢稚柳与张大千赴敦煌研究石窟艺术，曾写有《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集》等书。

　　在文物管理组的工作，使蒋毅明对敦煌莫高窟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莫高窟也从不会让任何一个愿意亲近它的人失望：只要你靠近，就会被吸引。

　　讲解敦煌

　　蒋毅明的讲解生涯开始得很早，“第一次讲解是在1958年，当时上海派了个慰问团来慰问在甘肃工作的上海人，我们分了几个组带着几十人参观。这是一个比较早、规模也比较大的从外地来莫高窟参观的团队。”

　　之后，有人来参观时，蒋毅明继续承担讲解工作，“那时参观者多是专业领域的，韩素音、东山魁夷、加山又造、井上靖来敦煌时，都是我做的讲解。”

　　中日友好使者、为中日敦煌情缘穿针引线的平山郁夫多次来到敦煌，“有一次他待了半个月，我陪着参观了半个月，跟着学了许多东西。我俩年龄差不多，熟悉之后，他跟我讲很多个人的经历，他的人生很坎坷、身体也不好，他说看了敦煌的东西，都舍不得离开人世了。”在平山郁夫的丝路足迹中，敦煌具有特别的位置，不仅是对于他的绘画创作，在他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活动的原点正是敦煌。2000年，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平山郁夫“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2002年，中国政府为其颁发了“文化交流贡献奖”。

　　沈从文、吴晓邦的来访，更是令蒋毅明印象深刻。“看上去是我给他们作讲解，事实上，他们教会我很多。”当参观至第454窟时，沈从文看到经变画中的结婚画面后说，过去看古诗里说“新妇入青庐”，到底这个青庐是个什么样子呢？之前接触到的资料里没有一点印象。今天在这幅壁画中，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得到了印证。“沈先生说他在敦煌收获很多，而我也跟着他学到很多。”蒋毅明向沈从文请教中国古代服饰问题，沈从文给她推荐了一些书，蒋毅明认真去读，越读越觉得莫高窟的服饰学问太多，“这么完整的古代服饰资料，别的地方不会有，我还曾专门选过一个历代服饰的课题。”

　　季羡林的到访最是令她难忘，“大家都想跟着学习，于是就跟了四五个人，我是主讲。”第158窟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称最完美的释迦牟尼涅槃像。卧佛长15.8米，头南足北面向东，右胁而卧，一千二百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佛床下面的壁画上绘有弹奏乐器的、手舞足蹈的……看到这个场景，季先生特别感慨。季羡林的博学令蒋毅明印象深刻，其待人的谦逊同样令人敬重。“那些洞窟我去过很多次，他们却大多是第一次来，可他们带给我的触动太多。对我来说，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多是对人生的体悟。”

　　20世纪70年代，在文物管理组的基础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接待室，负责参观者的接待、讲解工作，蒋毅明任负责人。除她之外，最早的一批讲解员还有孙秀珍、赵秀蓉、胡秀梅、姜雅琴等人。

　　1979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依据洞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制定了洞窟开放标准，选择了不同时代的代表性洞窟正式向游客开放。

　　随着从酒泉、玉门等地招来的一批学生陆续到来，讲解员队伍逐步壮大。蒋毅明撰写讲解词、不遗余力培养年轻人，但她认为要想讲好莫高窟，这些还远远不够，“讲解词是‘死’的，每个讲解员的知识库里还应有更多的东西，才能满足不同需求的参观者。”在蒋毅明看来，“观众当中有很多人的知识比讲解员更渊博，即使是一名中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三人行，必有我师。讲解员的每一点提高都离不开观众，应该把观众看成老师。人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常书鸿先生给我写了一幅字‘艺无止境’，现在还挂在我的房间里。”

　　向老先生学、向大师学、向观众学……对于学习敦煌文化蒋毅明“永不知足”，而她也想把这种学习劲头传递给年轻人。到了冬天，来莫高窟参观的人少了，她就组织大家学习，请老先生们给讲解员讲课，这些良好传统传承至今。

　　1984年，因工作变动，蒋毅明离开了莫高窟。从17岁到47岁，“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莫高窟。”

　　2021年，爱人孙纪元去世后，安葬在莫高窟。那一年蒋毅明曾重返敦煌，尽管视力所限已看不清壁画塑像，可她还是在洞窟前走了走，看了看，又和年轻的讲解员们一起坐了坐。蒋毅明感慨良多。“原来我们就十几个人，现在这支队伍已经这么壮大啦！”

　　“磁石”敦煌

　　蒋毅明如今已离开敦煌多年，原本就不大好的视力愈来愈模糊，而数十年前在莫高窟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却越来越清晰。

　　敦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它地处偏远又荒凉，可一旦与之相守过，世事繁华终都难掩其光华。

　　蒋毅明总会想起常书鸿当年跨越千山万水从巴黎到达敦煌，此后再苦再坎坷，也没有离开过。“常先生之所以能在敦煌待得住，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人很难待下来。正是因为知道有多宝贵，才不忍舍弃。”

　　蒋毅明留意到，202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图样出自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之手，93岁的常沙娜设计的《年锦图》优美典雅，寓意吉祥喜庆，满满对幸福繁荣的美好向往。对于莫高窟小小纹样的细研、深究、发扬，已令观众大呼惊艳，曾与那些壁画塑像朝夕相处的蒋毅明相信，“敦煌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大。”

　　蒋毅明说敦煌文化丰富博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先生曾在敦煌临摹了很多壁画，通过临摹，他对敦煌壁画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对他的油画风格的转变和艺术追求的方向起了很大作用。而一生对工笔画的传承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潘絜兹也曾到敦煌求艺，收获颇丰。”

　　离开40年后，蒋毅明仍对敦煌心心念念，“继承传统、转化创新，非常有必要，仍有很多工作可做。”

　　蒋毅明的家里，大大小小的雕塑从屋顶到地面、从客厅到阳台，高低错落。抬头是敦煌、低头是敦煌，处处都是敦煌。“人的生命短暂，精力有限，想做的事未必都能做到。能与敦煌相遇，是我的幸运。”

　　2024年，蒋毅明想再回敦煌看看。距离初次见到莫高窟已经70年了，可是那些洞窟那些人，总是难忘。“2021年回去时，樊院长出差没见到，这次想去见见，我俩也有10多年没见了，但我俩经常通电话。”

　　今年春节，86岁的樊锦诗给87岁的蒋毅明打电话说：“我不放心你。”一语勾起许多回忆，蒋毅明说：“她来敦煌的时候才25岁，孙纪元还以她为原型，塑了一幅雕像，名为《青春》……很希望我们俩能再见一面。”

　　再去敦煌看看吧！“多闻第一”、净如明镜的阿难仍面如满月、眼如莲花吧；老成持重、双眉紧锁的迦叶仍苦修不止吗？菩萨仍垂目微笑、金刚仍怒目圆睁吧……在莫高窟做讲解员的日子里，蒋毅明曾无数次站在他们面前，怎么看也看不够，“你站那儿细看，每次都会有不同感受；不同心情去看，也会有不同感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我总想，创造他们的人与其说是工匠，更应说是无名英雄。”

　　敦煌如磁石，总是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