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泾川完颜：陇原深处的八百年守望

【文史】

泾川完颜：陇原深处的八百年守望

九鼎梅花山

　　□魏海峰

　　泾河北岸，九顶梅花山的山包浑圆如花瓣，环抱着山下的完颜村。晨光熹微中，村中长者齐聚祠堂前，面朝东北——长白山的方向，焚香叩拜，齐声吟唱那首世代相传的《老疙瘩》酒歌。苍凉古调与泾河潺潺水声交织，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在肃穆中缓缓拉开序幕。

　　这个位于甘肃省泾川县王村镇的村落，生活着数千名完颜氏后裔，是迄今所知关内规模最大的完颜宗弼（兀术）后代聚居区。他们拥有双重的身份：历史上，是忠诚的“守陵人”；现实中，是陇原大地上勤恳的农人。

　　八百多年前，金朝落幕。这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部族，为何最终在黄土高原深处扎根？他们跨越世代的文化坚守，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故事，增添了怎样独特的一笔？

金大安三年（1211年）所铸的铁钟，上有汉字及女真文铸字，见证了金代泾川佛教文化发展

　　西迁：从白山黑水到泾河之畔

　　要了解泾川完颜，须先回顾与南宋并存的金朝，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的历史。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在完颜阿骨打带领下，在今哈尔滨的阿什河边建立大金。王朝最强盛时，版图东临东海，西至陇山，南到淮河，北达外兴安岭。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有建树，尤其追求“中华一统”等政治理念，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和民族融合。

　　完颜家族西迁泾川，源于金朝内部一场激烈的皇权更迭。金熙宗后期，皇室内斗激烈。名将完颜宗弼逝世后，其子芮王完颜亨因为才能出众遭猜忌，被海陵王完颜亮杀害。部分族人为避牵连，远走至泾河岸边。金朝末年，另一批皇室后代也在国破后护送金末帝完颜承麟的遗骸辗转来到泾州。两支血脉在此汇合，共同肩负起守护祖先记忆的使命，就此扎根在这片土地。今天完颜村“芮王坪”“王子坟”等地名，以及地方志中“遂为泾川土著”的记载，无声地诉说着这段悲壮的迁徙。

　　这种远徙并非盲目逃亡，而是充满智慧的抉择。泾川自古就是长安西北的重要门户，历史底蕴悠久深厚。金朝完颜宗辅（完颜宗弼之弟）攻占此地后，为了稳固西部边疆，金廷在此广设“猛安谋克”军事组织，许多女真军户在此屯田驻守，亦兵亦农，并与当地汉族渐通婚姻，逐渐从征服者转化为定居者。因此，当落难的皇族后裔抵达时，这里并不是完全的异乡，而已具备同族文化基础。血缘与地域的双重接纳，使泾州成了他们的新家园。

　　今日泾川完颜氏族的形成，是金朝到明初多次迁徙融合的结果。最早是金前期驻守的“猛安谋克”军户；第二批就是上述政治避难的宗室后裔；第三批则是金末到元明时期因战乱、政策等原因，从陕西、北京等地迁入的其他完颜支系。三股力量经过数百年共同生活与联姻，最终形成了具有高度内在认同的完颜聚居群体。

　　丰富的地下文物为此提供了坚实证据。泾川出土了金代“泾州之印”“都统所印”铜印，证明了金朝在此的行政与军事设置。佛教文物“敕赐宝峰院”碑拓及铸有汉文、女真文铁钟，则展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清代《泾州志》记载，完颜登甲、完颜登第等凭借武举成为望族，勾勒出从王朝“遗民”到地方“大族”的历程。民国泾川县长张东野题记的明代布质“宋金兀术世代遗像”照片，描绘的世系与村民口传家谱吻合，成为连接家族记忆的珍贵物证。

金承安三年（1198年）泾州之印，是泾州历史上唯一行政建制印鉴，现藏泾川县博物馆

　　扎根：黄土窑洞里的生存史诗

　　从湿润黑土到干旱黄土，环境改变彻底改变了族人的生存方式。女真先祖原本半农半猎。来泾川后则全力投入到旱作农业中。这不只是生产方式的转型，更是社会角色的重塑——从骑手猎人变为扶犁耕作的农民。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与当地汉族通婚，建立新的血缘联系。嫁入或入赘完颜家族的汉族人，与出嫁的完颜族女性一道，加速了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

　　饮食，保留着最鲜活的印记。史书载女真习俗，如用冷水冲食“炒面”，擅长制作腌制菜肴，这些饮食习俗至今可见。村民将杂粮炒熟磨粉制成“炒面”，拌上软柿子汁，既延续了东北炒制手艺，又加入了西北特产风味；各种腌菜仍是面食重要的佐餐。过年时杀猪、酿酒、备办“八大碗”宴席，也和史书中女真人“好养猪，食其肉”、酿制米酒待客的传统一脉相承。这些饮食习俗，历经八百年共同生活，已成为当地各族共享的文化印记。

　　居住方式同样体现着适应与传承。从东北的“半地穴式”居所到西北的“下沉式窑洞”，核心都是向大地寻求庇护，利用土壤保温实现冬暖夏凉，并以火炕为中心安排起居。相似的居住逻辑，让族人顺利融入当地。早年窑洞门楣或窑里常悬挂类似海东青造型的“楣扎”——在萨满信仰中，海东青是至高神鸟，也是女真民族图腾鸟，悬挂它以镇宅祈福，维系精神标识。20世纪90年代起，村民陆续搬至平地建房。近年来，一些新建院落采用黄色外墙，雕刻坐龙等图案，悄然彰显着族群认同。从地穴到窑洞，再到现代院落，不变的是深植于血脉的、与土地紧密相连的生存智慧。

　　服饰的变迁，是一部微型的文化交融史。史载女真人穿兽皮、尚白色、衣襟左掩、衣袖窄小、发式独特。但在漫长岁月和主流文化影响下，这些外在特征逐渐淡化。据村中老人回忆，迁来之初，男子日常穿长袍马褂、束长巾；至民国时期，日常衣着已和周边汉族无异。只有在祭祖、婚丧等礼仪场合，箱底的传统服饰才会被郑重取出穿戴，唤醒族群深层的集体记忆。这种“日常融入，特定场合彰显”的方式，既是对环境的适应，也是对认同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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