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远方】读陇右边塞诗 触摸盛唐风骨

【诗和远方】

读陇右边塞诗 触摸盛唐风骨

　　文\吴嘉文 周奉真

　　核心提示

　　甘肃与古称陇右的地理范围大致接近，作为唐代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势力角逐的核心地带，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也由此催生出与之相匹配的文学形态，即陇右边塞诗。

　　它们不同于南朝宫体的柔靡绮丽，亦不同于初唐应制的空洞华丽，而是直承汉魏建安风骨，以“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质，奏响了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黄钟大吕。那份风骨，是在绝境中迸发的生命张力，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慷慨气度，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担当。当我们重读这些诗篇，感受到的不仅是金戈铁马的寒光，更是那个时代热血男儿顶天立地的精神脊梁。

　　陇右边塞诗的作者群体，呈现出一种“亦文亦武”或“亲历亲见”的鲜明特征。既有高适、岑参这般长期投身戎幕，甚至官至相当品级的实干家，他们的笔墨因浸透风沙而格外真实；也有王昌龄、李益等在陇右军中辗转游历的文士，以冷峻的目光记录着战争的残酷与荣耀；更有李白、王维等虽身在朝堂或江湖，却心系边陲的士大夫。正是这些来自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视角的创作者，共同构建起陇右大漠上的文学丰碑。

一

　　建安风骨的核心在于“梗概多气”，即面对乱世与苦难时，诗人所表现出的悲壮激昂与刚健力量。唐代陇右边塞诗完美继承了这一血脉，并将其发扬光大。王昌龄的《出塞》之所以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正是因为它在极短的篇幅内，凝聚了千钧之重的铁血风骨。“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起笔便气象苍茫，时间上从秦汉穿越而来，空间上延伸至万里之外的陇右大漠。这不仅仅是写景，更是在书写宿命般的沉重。这里的“人未还”，并非单纯的思乡之悲，而是一种为了阻断胡马南下，无数将士血染沙场、埋骨异乡的集体牺牲。紧接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则是面对牺牲的回应与誓言。这是何等刚烈的英雄主义！诗人没有哀叹生命的消逝，而是呼唤能够终结这种牺牲的绝世名将。这份渴望胜利、渴望以武力捍卫疆土的决心，正是建安风骨中“建功立业”精神在盛唐的回响。

二

　　王翰则以狂放之态诠释风骨，其《凉州词》读来令人血脉偾张：“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陇右的营帐中，西域的美酒与珍宝，并未消磨将士的意志，反而成了壮行的事物。第二句“欲饮琵琶马上催”，将宴饮的欢愉瞬间扭转为出征的紧迫，巨大的反差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张力。最令人震撼的是后两句，明知“古来征战几人回”，却依然要“醉卧沙场”。这不是借酒消愁的颓废，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式的英雄决绝。那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旷达，直面死亡而不改其乐的豪情，正是建安风骨中浓烈情感特质的最高体现。它告诉我们，盛唐的军人不是畏惧死亡的懦夫，而是将战死沙场视为回归生命本真的勇士。

三

　　陇右严酷的自然环境，在诗人笔下不再是单纯的背景，而是砥砺风骨的磨刀石。岑参作为边塞诗派的巨擘，以其奇峭的笔法，将大自然的暴虐转化为军威的烘托。在《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他描绘了一幅令人窒息的战地图景：“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不是文人墨客眼中的风景，而是生存与死亡的直接较量。狂风怒吼，斗大的石头被风吹得满地乱滚，自然界的暴力达到了极致。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地狱景象中，唐军展现了惊人的意志力：“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环境的残酷越是极致，越能反衬出军人意志的坚不可摧。那股在绝境中迸发出的生命强力，与曹操《步出夏门行》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刚健精神一脉相承。岑参此诗正是以大刀阔斧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铁血雄师的行军图。

四

　　高适的《燕歌行》则将边塞诗的铁血风骨推向了历史与现实深度结合的巅峰。这首诗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一场具体战役的史诗性记录。开篇“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便定下了讨伐不义的基调。随后的“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以极其壮阔的笔触描绘了唐军出征的浩大声势：旌旗蔽日，金鼓震天。然而，高适并未止步于歌颂，他继承了建安风骨中“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笔锋一转，直指军中出现的靡靡之风：“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但即便面对如此不公，士兵们依然保持着高尚的气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他们浴血奋战，并非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军人的荣誉与国家的安危。这份知其不可而为之，虽九死而无悔的精神，正是建安风骨最为动人的内核。诗的结尾“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在悲愤中寄托了对良将的渴望，对和平的向往，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得全诗的风骨更加沉郁顿挫。

五

　　对功名事业的极度渴望，同样构成了陇右边塞诗中铁血风骨的重要侧面。那份渴望，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缩影。杨炯的《从军行》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激昂口号，将投笔从戎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实现。李白虽为浪漫主义诗人，但其边塞诗作同样充满了建安式的慷慨：“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主动请缨、以身许国的豪情，是对建安时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精神的完美复刻。在陇右的星空下，无论是身居高位的大将，还是普通一兵，都被这种建功立业的激情所燃烧。王维的《老将行》中，那位“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的老将，即便被弃置不用，依然壮心不已，“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这股老骥伏枥、至死不渝的进取精神，正是铁血风骨在个体生命中的深刻烙印。

六

　　陇右边塞诗的铁血风骨，还表现在对战争本质的清醒认知与超越生死的哲学高度。不同于后世一些单纯描写惨状或厌战的诗篇，盛唐诗人往往能在残酷中见出崇高。卢纶的《塞下曲》组诗，以极其精练的语言，捕捉到了边塞生活的惊险与肃杀。“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不仅是对李广神力的赞美，更是对军人时刻警惕、瞬间爆发力量的礼赞。而“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一诗，更是将追击逃敌的紧张场面写得寒气逼人。在大雪纷飞的寒夜，轻骑兵整装待发，弓刀上落满了雪花。这里“大雪满弓刀”五字，既是写实，又是象征。它象征着战争的严酷，也象征着将士们顶天立地的硬骨头精神。那种在极端环境下依然保持战斗姿态的意志，正是建安风骨中“并志深而笔长”的具体体现。

七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运急转直下，陇右之地几乎尽陷吐蕃。随着时代的巨变，边塞诗的风骨也从盛唐的昂扬外放，转为中晚唐的沉郁内敛，但那种刚健的内核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悲愤与呐喊。这种转变，恰如建安文学在乱世中的悲鸣，更加震撼人心。杜牧的《河湟》诗云：“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昔日的失地尚未收复，朝廷却已无人再提。那份无力感，使得晚唐的边塞诗多了一份苍凉。然而，即便是苍凉，也依然保有风骨。司空图的《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文化沦丧的痛心疾首，这股痛感，是文人铁血风骨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张籍在《陇头行》中质问：“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其对良将的呼唤，与高适的“至今犹忆李将军”遥相呼应，证明了铁血风骨作为一种精神基因，即便在国家衰败之时，依然在文人的血脉中流淌。

　　唐代陇右边塞诗以其“梗概多气”的特质，完美地诠释了何为建安风骨在盛世的复兴与超越。从王昌龄的苍茫誓言，到王翰的醉卧沙场；从岑参笔下的狂风暴雪，到高适诗中的军旅悲歌；从李白的仗剑天涯，到晚唐诗人对故土的泣血呼唤。这些诗篇中没有无病呻吟，没有脂粉之气，有的只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对家国天下的担当，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极致礼赞。这种铁血风骨，是唐王朝之所以强盛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需要礼乐教化的温文尔雅，更需要这股敢于亮剑、敢于牺牲、敢于在绝境中吼出时代最强音的刚健精神。

　　站在祁连山下，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千古绝唱，那穿越千年的金鼓之声，依然能激起我们心中最深沉的豪情与敬意。这，便是唐代陇右边塞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