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溯阁《四库全书》溯源与传承

【溯源甘肃】

文溯阁《四库全书》溯源与传承

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胡方艳

　　兰州九州台，属陇西黄土高原西部边缘，海拔2067米，相传为大禹划天下为九州之地，承载着华夏文明的远古记忆。这座矗立在黄河之畔的高台之上，坐落着兰州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藏书馆，珍藏着纂修于清乾隆时期、唯一留存于西北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以下称“文溯阁本”）。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文溯阁本历经迁徙流转，最终安居陇原，其背后的历史脉络、传承历程与学术价值，既是清代文化工程的生动遗存，更是西北文脉绵延不绝的鲜活见证。

　　溯源：《四库全书》与文溯阁本

　　《四库全书》是由清乾隆皇帝弘历亲自主持编纂的大型文化工程，亦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宏大的丛书编纂项目。该工程动员360余名官员、学者主持编纂，3800余名抄手参与誊录，汇集全国存世及当世著述3400余部、79000多卷，依照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体例汇编而成。丛书完成的时间跨度：如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诏开始征求遗书，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完成南三阁四库的覆校所有工程，前后共约34年（各个学者统计时间标准不同，结果也不同；学者大多以北四库完成覆校的时间统计为15年）。共计抄录了七部，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精华。

　　为妥善贮藏这部巨著，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先后在北京皇宫、承德、沈阳及江南地区修建七座藏书阁，分藏七部《四库全书》。其中，承德热河行宫文津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故宫文渊阁、盛京皇宫文溯阁因地处北方，称“北四阁”，专为皇家阅览所用，亦称“内廷四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地处江南，称“南三阁”，规制略小，乾隆帝曾下旨向江南士子开放，允许借阅摘抄。

　　文溯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是内廷四阁中修建最晚的一座，但其贮藏《四库全书》的时间仅次于文渊阁。乾隆四十七年十月至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文溯阁本分五次由北京运往盛京（今辽宁沈阳），与编纂于康熙朝的《古今图书集成》一同贮藏。

　　清末民国以来，七阁《四库全书》乃随国运起伏，历经劫难。现今只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四阁之本得以传世。其中，文渊阁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澜阁本藏于浙江省图书馆，文溯阁本则历经迁徙，最终落户甘肃兰州，成为唯一一部留存于西北的阁本。

文溯阁《钦定四库全书》书影

　　迁徙：文溯阁本西入甘肃

　　文溯阁本自乾隆年间藏于沈阳故宫文溯阁后，历经数次迁徙，最终于2006年安居兰州九州台，其迁徙历程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更承载着几代人对文化典籍的守护之心。

　　清末至民国，文溯阁本曾遭遇两次危机：八国联军入侵期间，盛京文溯阁被俄军占据，39卷典籍遭窃；民国初年，奉天督军段芝贵将文溯阁本与《古今图书集成》运至北平（今北京）故宫保和殿，其间，遗失典籍数量已无从精确统计。直至1925年，文溯阁本得以复归奉天（今沈阳）；学者董众等组织并依照文渊阁本补抄16种72卷77册，弥补了部分损毁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溯阁本转移至当时的黑龙江讷河县和北安县，之后又运回沈阳。

　　文溯阁本西迁甘肃，始于20世纪60年代。为了确保典籍安全，1965年辽宁省文化厅向国家文化部提出，将原藏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拨交西北地区图书馆保藏。1966年3月，文化部正式批复同意，将其拨交甘肃省图书馆，并强调需严格做好防潮、防腐、防虫、防火、防盗工作，严禁向外借阅。同年10月，文溯阁本由专人护送，运到兰州，随后送往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大经堂临时战备书库，在此保藏四年零八个月。1971年，典籍被转至榆中县甘草店战备书库，文溯阁本在此沉睡了35年之久。

　　为更好地保护这部珍贵典籍，甘肃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启动文溯阁本藏书馆建设工程，选址兰州九州台，2005年7月藏书馆竣工，2006年7月，文溯阁本从榆中县甘草店战备书库迁至新家，结束了数十年的辗转迁徙，正式开启了在陇原大地的安稳传承之路，这一年亦是文溯阁本入甘四十周年。

《四库全书》影印本

　　现存：文溯阁本的规制与九州台藏书馆珍品

　　兰州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占地约50亩，是一座专馆专藏《四库全书》的机构，其建筑规制与馆藏布局，既蕴含传统藏书理念，又兼具现代保护功能。

　　藏书馆主体建筑由主楼、附楼和碑亭三部分组成，其间，以覆顶廊檐相连，整体为传统重檐硬山式仿古建筑。主楼外观两层、内部三层，面阔六间，绿色大柱支撑，外檐彩画以蓝、绿、白三色为主，素淡清雅，楼顶覆盖灰黑瓦当，尽显庄重肃穆；附楼为两层仿古建筑，覆深灰瓦当，淡土黄砖墙，悬挂“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两块牌匾；碑亭位于主楼东侧，亭内石碑正面仿刻乾隆帝亲撰满汉合璧《文溯阁记》，背面刻有《兰州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记》，详细记载了文溯阁的名称由来、典籍迁徙变迁等历史。

　　馆藏核心为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共6141函、79897卷（不同统计略有差异），较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文渊阁本（3470种、79016卷），在种类、卷册数量上均居首位，这也打破了民众的认知：以为七阁本《四库全书》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经学者考证：因《四库全书》的抄手依据的典籍版本不同，其内容就有差异，才导致如此。典籍采用经、史、子、集四色绢面包背装订，经部红色、史部绿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抄写采用规整的馆阁体，工整精美，兼具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除文溯阁本外，最值得一提、又容易被众人忽视的就是与文溯阁本同时迁至兰州的《古今图书集成》。它的成书历史早于《四库全书》，是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一部巨型类书，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始编纂，雍正六年（1728年）以铜活字印成，被西方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类书之一。

　　藏书馆还珍藏有多种珍贵善本，其中代表性珍品包括：唐代敦煌写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上）》，由唐代高僧道宣于贞观九年（635年）编撰，属《大正藏》范畴，旨在整合《四分律》中的羯磨仪轨，规范僧团行为，涵盖受戒、安居、忏悔等十项制度，系统阐述了佛教戒律的实践体系，是敦煌文献中的珍贵遗存；《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由明成祖朱棣敕令雕印，永乐十年（1412年）始刻，十五年（1417年）完成，经版原藏南京大报恩寺，以千字文顺序编排，刻印精致；民国时期印刷木雕版《春秋大旨提纲表》，木纹肌理间留存着古代印刷工艺的痕迹；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本《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彰显了清代皇族的读书家风；清代画家何海楼创作的《兰山八景图》，以彩色图画再现了兰州“兰山烟雨”“白塔层峦”等八大古代景观，是研究兰州古代地理风貌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图像资料。

　　研究：文溯阁本的学术价值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藏，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由于七阁《四库全书》均为人工抄写，参照版本不同、抄录人员各异，各阁本在内容、卷册上存在差异，文溯阁本的独特性使其成为《四库全书》研究的重要样本。据汪受宽教授研究，文溯阁本《墨法集要》的抄校质量优于文渊阁本，错误更少、篇章更全，充分体现了其版本价值。

　　对文溯阁本的整理与研究，始于民国时期的董众先生。董众（1892—1931年），字袖石，辽宁法库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研究院，学养深厚，曾协助复归文溯阁本回沈阳，并主持补抄工作。其提出的“优先影印孤本”的主张，对后世文溯阁本的整理传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03年，甘肃省图书馆编选《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从经、史、子、集四部各选一种，仿真出版，为学界提供了首次近距离接触文溯阁本真容的机会。2012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明确提出实施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工程，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

　　学界对文溯阁本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汪受宽教授通过对《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的研究，论证了文溯阁本的版本价值；甘肃省图书馆原副馆长李芬林则详细梳理了文溯阁本迁甘始末及甘肃省图书馆在典籍保护中的学术贡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文脉：典籍传承与陇原学人的坚守

　　文溯阁本落户兰州，不仅丰富了陇原大地的文化遗存，更与甘肃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一代代陇原学人以坚守与深耕，守护着中华典籍的文脉，延续着华夏文明的薪火。

　　陇原大地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还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功勋卓著。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断：在汉末至隋唐的历史大变局中，河西地区绝非边缘，而是承担了保存、延续并融合创新中原文化，进而为隋唐盛世注入关键文化血脉的核心枢纽。

　　清代以来，甘肃学者始终重视文献整理与传承，民国至当代，更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古籍研究、文献保护的学人。这些学人虽研究领域各异，但均以文献为根基，以传承为己任，其学术坚守与文溯阁本的传承精神高度契合。

　　从清乾隆年间的编纂盛举，到百年间的辗转迁徙；从沈阳故宫到兰州九州台，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终得安稳。这部巨著不仅是清代文化繁荣的见证，更是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象征，其在陇原大地的传承，既是西北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

　　如今，文溯阁本的影印出版工程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人得以接触、研究这部珍籍，当年乾隆帝“以文化世”的初心，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当年董众等学人“影印孤本、传承文脉”的期盼，正逐步成为现实。

　　历史不语，典籍有声。九州台上的文溯阁本，在黄河涛声的陪伴下，静静诉说着千年文脉的故事；一代代陇原学人以坚守与深耕，让这部文化巨著焕发新的生机，使华夏文明的薪火在陇原大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