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来自老百姓的故事——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引起广泛关注

　　扶贫题材剧的“新”与“变”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阮青

　　《一个都不能少》播出以来好评如潮，成为同类题材农村剧的爆款。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该剧在表现脱贫致富、攻克“最后一公里”主旋律故事的基础上，展现出当下中国新农村的新面貌，凸显出扶贫题材农村剧的“新”与“变”。

　　扶贫俨然已经成为当下农村剧的题材首选。但是，纵观扶贫题材农村剧的创作现状，雷同性、相似性、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做到关注现实、突破创新，已经成为当下农村剧创作的关键。而在此方面，《一个都不能少》向观众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

　　该剧以写实主义作为创作路径，展现了当下农村新的生活、新的风貌、新的矛盾。一系列事关农业农村农民的新问题：脱贫致富、拆迁安置、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婚恋爱情等在剧中都得到了比较真实和细致的展现。比如，不同于一般的扶贫题材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触及贫富分化的现实问题，具体以焉支村和丹霞村合并以后，面临新的“分房问题”而产生出的种种怪相来表现人性的复杂与转变。为了分房假离婚、假分居，肚子里没出生的娃也想算入现有人口……村民为分房不均闹得不可开交；而村支书赵百川、夏宝生则拿自己的房跟耍赖的姜大嗓夫妇调换，但前提是姜大嗓必须去学文化、学技术，用知识和技能改变贫困的局面。由此，也可以窥见该剧多元、丰富的农民形象，他们中既有三不沾、贾吉祥、李金财、狗娃、姜大嗓等形形色色为生活奔走、无法摆脱小农意识的普通农民；也有赵百川、夏宝生这样新时代的乡村干部；还有刘东桥、付鹏、丁香、夏雪等有知识、有闯劲的新一代农民。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真实的各种可能性。有人为评特困户装神弄鬼，有人在新建的小区随意嗑瓜子、乱扔烟头，有人在新家养牛、随意遛牛；有人一心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有人回乡创业、助力家乡文创事业……勾勒出一幅现代农村进化的图谱。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碰撞、新旧思想的冲突以一种日常轻喜剧的方式展开，观众在忍俊不禁之后往往会陷入更深层次的反省和思考中。《一个都不能少》突出反映了当下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诸多新变化，而对于剧中问题的解决，并不强调绝对的正派与反派的对立，而是将双方不同角色人物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合乎逻辑的塑造，在生活的冲突和摩擦中逐渐相互融合、统一，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同时，《一个都不能少》对农村新生活的展现不是空洞的政策指引和道德说教，其产生的生动性和真实性主要依托于新的创作手法，即扎实的剧情、烟火气的生活和鲜活可感的人物来实现。比如，该剧从第一集开始就展现了焉支村和丹霞村因迁坟等历史原因长达三十年积聚的矛盾，而在此对立的状态下，要将贫富悬殊的两个村进行合并，必然产生出全剧最为激烈的冲突。贫困的焉支村不想搬，富裕的丹霞村不愿要，易地搬迁工作异常艰难。可见，故事从一开头就充满戏剧性，迅速引发观众的观看欲望。接下来，一系列小事件，不断涌现的矛盾，都是村民与现实生活真实的对话。这样的冲突在前两集中被刻画得非常深入、细致。又如，由于山体滑坡，在旅游盛典上，原本由焉支村表演的太平鼓被丹霞村取代，导致焉支村村支书夏宝生以为丹霞村村支书赵百川故意抢自己的饭碗；焉支村村民发现丹霞村村民将打过农药的蔬菜冒充有机蔬菜，随后举报。这样的对抗状态，在剧作中通常被称为“欢喜冤家”的设定，喜剧片或爱情片中比较常见，但将其运用于扶贫题材的农村剧创作则比较鲜见。

　　此外，该剧在对现代农村青年男女恋爱婚姻进行表现、探讨时，在创作手法上也进行了改变和调整。在剧中，赵百川与凤姨、刘东桥与丁香，代表着两代人不同的婚恋观。而恋爱双方分属对立村落的身份设置，增强了剧本的戏剧张力，农村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模式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更贴近年轻观众的审美。以上这些都是《一个都不能少》在创作方式上的创新和突破。在扶贫攻坚的宏大主题和结构之下，用角色矛盾关系推动故事主线，将矛盾家族化、世俗化、日常化，最终以两个家族的冰释前嫌，达到消除隔膜、共同致富的主题。可以看出，对扶贫题材农村剧故事化、通俗化、娱乐化的新处理和新包装，拉近了主旋律影视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