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来甘旅行的人都爱买些啥？

民国时期来甘旅行的人都爱买些啥？

兰州刻葫芦。

莫高窟碑拓片。

兰州明肃王府碧血碑拓片。

抗战时期中国工合创办之纺织合作社。

20世纪30年代的雕漆艺人工作场景

　　古往今来，对于旅行者而言，“不虚此行”一词既代表精神上获得极大满足或愉悦，往往也暗示其采购了不少旅游目的地之特产以作纪念。民国时期的甘肃，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却是各路旅行达人的购物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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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兰州刻葫芦，享誉已久。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载，刻葫芦是兰州的传统特种工艺品。系在葫芦上刻画出人物、建筑、山水、动物、文字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兰州秀才李文斋以刻葫芦为生，所刻葫芦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诸如《桃花源记》《赤壁赋》《兰亭序》等。从民国游记里亦可印证相关史实。1935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在兰州考察时曾参观普照寺旁之中山市场，一行人对于兰州特产刻葫芦尤感兴趣；其秘书高良佐在《西北随轺记》一书中对此有着详细描述：“兰州中山市场摊贩繁盛，较南京之夫子庙尤为广大，兰市商业中心区也。”“有售小葫芦者，较弹丸略大，上镌人物书画，纤细工致，以李文斋所镌者为最著。好事者辄视为珍玩，每对价自一元至四五元不等。殆为兰垣工艺品之一特点也。”据甘肃省政府1944年编印之《甘肃省经济概况》载：“针刻小葫芦为兰州珍产之一，相沿已久。当地收积之小葫芦以针刺刻，文字图画，工精式美，为一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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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漆、洮砚、夜光杯等陇原特产早在民国时期已有相当知名度。1925年9月，日本学者后藤石农邀约北京文化名流举办“古今名砚展览会”，民国时人韩军一（历任河州镇守使署参事、邓宝珊秘书等职）应著名报人邵飘萍之邀，携洮砚数方，“同往陈列，颇受称赞。”“或受识者之面誉，或为止步而摩挲，洮砚之名，由是愈彰，洮石之砚，亦自无疑为陇中文物之名产矣。” 韩氏后编撰《甘肃洮砚志》存世。据《甘肃省经济概况》载，20世纪40年代的洮砚生产主要“系农民闲暇时凿石雕刻者”，年产量约五千方。

　　邵元冲一行于1935年考察河西走廊时，应酬频繁；在当年的公务接待场合，酒泉夜光杯属于“标配”，高良佐在《西北随轺记》中对此印象深刻：“自兰州以西，每见宴席有玉石杯，精朗可爱。”后来他们抵达酒泉，这才真正到了夜光杯的老家，肃州市井商肆之中“有售玉石酒杯及其他器皿者……玉石系采自南山（祁连山），色润光洁。”当时的夜光杯售价为“每十只约三元左右”。高良佐对于酒泉夜光杯赞不绝口，同时亦对其提出了改良建议：“惜人工制作，所产有限。苟仿浙中青田石匠之奇技巧艺，极力改良，品类扩充，产量增高，亦不失为酒泉特产之一。”

　　1937年9月，应邀赴华勘探石油的美国地质学家马文·韦勒和弗雷德·萨顿抵达肃州，得知当地的玉石酒杯很有名，并实地参观了肃州南门附近某商铺后院的夜光杯作坊，感慨夜光杯壁薄精致，用来喝甜酒很适宜。马文·韦勒在《戈壁驼队》（Caravan Across China）一书中回忆道，自己先买了两套夜光杯（每套十只），每套售价法币六元。弗雷德·萨顿看到后表示出极大兴趣，于是一行人回到这个作坊，马文·韦勒又买了一套（十二只装），砍价至法币五元；弗雷德·萨顿订购了四套同款夜光杯，据说将用来喝鸡尾酒。

　　看过《唐顿庄园》的朋友们，定会对欧洲贵族干饭时的复杂礼仪与餐具印象深刻，在正式的西餐场合，一套完整的酒具包括烈酒杯、红酒杯、香槟杯好几种；但在美国人的酒文化中，则主打啤酒、鸡尾酒、威士忌和葡萄酒四大类，萨顿老哥看来也是讲究人，不多不少买了四套夜光杯正好逐一配对。当时每只夜光杯售价折合十二美分，马文·韦勒认为酒泉夜光杯磨制不易且毛坯废品率较高，如果让他自己定价，一定每只卖十二美元，“少一分也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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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碑刻文物存量颇丰。民国时期有钱有闲到大西北一游者，大多具备相当文化素养；甘肃的碑刻拓片亦为当年颇受“驴友”青睐的纪念品。

　　据林竞日记1919年2月6日条载，当天在兰州购得阶州西狭颂摩崖（俗称黄龙碑）拓片，“字体遒劲，为汉碑中之最完整者。”同月26日条载，其赴武威大云寺拓印西夏碑、赴文庙文昌宫拓印所藏新发见之唐西平公主及慕容明碑，并生动记叙了当时拓碑情景：“此间无拓手，今差人试作，余则往来于大云寺文昌阁之间指挥教授，两足为酸，尽一日之力，仅拓十余张，字迹犹不能明朗。”陈万里1925年春西行途中寓居兰州期间，时有拓碑者送货上门，其中包括兰州府文庙保存之著名的《淳化阁帖》，每部售银三两，陈氏“购数部分赠太原西安诸友”。另有秦安出土之北周建崇寺碑拓片、武威出土之西夏天祐民安碑拓片及道光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摹刻之《董其昌临颜鲁公赠裴将军诗帖》《米芾行书虹桥诗帖》《怀素自叙帖》等，陈氏“亦购数份，以赠友好”。敦煌莫高窟因存有六朝经幢残断、唐大中五年碑、唐陇右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唐宗子陇西李氏丹修功德碑记、武周圣历元年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残断、元皇庆寺碑等著名碑碣文物，民国时期甚至一度催生了地方拓碑产业。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考虑到无序拓印对文物本体的损害，决定实行专管专营，制定《拓印千佛洞碑碣管理办法》，规定凡在千佛洞地区内之一切碑碣统由该所加以管制免遭损毁；各种碑碣之拓印概由该所雇工为之，各界人士不得自行拓印。为减少碑碣之损毁，每种每月拓印三十份；凡游人欲购千佛洞各种碑碣拓本者，每人每种限购一份并须在登碑帖拓印登记簿上签名盖章。每月所拓印之各种碑碣由该所贩卖部经售并酌收工料费，当年可供出售的莫高窟碑碣拓片及定价分为十二种，旅行者可根据自身兴趣与预算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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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和手艺，抗战时期兰州出产的特色手工业制品亦畅销一时。当时，中国工合在兰州倡导并扶持百姓以“众筹”形式创办合作社，既支持抗战又解决生计。兰州历来是西北地区羊毛和皮革等特产集散地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清末洋务运动时即有兰州织呢局之设。

　　据《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一书载，彼时兰州费家营、盐场堡等处合作社生产的提花毛毯，宁卧庄栽绒社生产的挂毯和椅垫，制革合作社生产的皮箱等产品，采用敦煌文物图案，配色美观大方，产品质量精良，成为较有名气的旅行纪念品，“不仅在兰州畅销，亦为省外和国外消费者所欢迎，常是供不应求。”

　　民国时期甘肃出产的这些“伴手礼”，放在琳琅满目的中华工艺美术宝库里可能并不十分显眼，其购买者亦多局限于相对小众的群体。但俗话说，礼轻情意重，在资讯和文化传播手段并不发达的年代，小小“伴手礼”也是国内外人士了解甘肃的一扇窗口。更遑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陇原文创产品的鼻祖，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