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吾爱敦煌》——坚守与传承

电影《吾爱敦煌》——

坚守与传承

　　阮青 朱云阁

　　近日，电影故事片《吾爱敦煌》在全国公映，迅速引发业界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影片以“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以及她的前辈、同辈、后辈等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为表现对象，高度颂扬了几代知识分子“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历史人物传记片的创新。

　　个体经历融入历史

　　影片以樊锦诗的第一人称视角，架构起莫高窟深邃的历史时空。樊锦诗第一人称的独白，娓娓道来，犹如一首散文诗，营造出深沉的意蕴。同时，主人公对于理想、事业、爱情、家庭的种种情感和选择，包括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深刻地融入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发展和沧桑变迁之中。樊锦诗作为女性个体，有着区别于男性的独特观感与认知，事业的抉择、家庭的责任，无不显现出女性的美学特征，体现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影片中莫高窟259窟，有一尊微笑禅定的佛像，被称为“禅悦佛”。这尊佛像仿佛一个隐喻，不断地闪现于樊锦诗人生的不同时期，在这些人生阶段中，她经历着生命的苦乐考验：纯真的青年，植根理想，但又伴随着青春的寂寞，默默忍受与爱人19年的分离相思；繁忙的中年，在事业的坚守中饱含对家庭、对子女的牵挂；20世纪90年代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面对市场的冲击，她承担着莫高窟保护研究、发展利用、传承弘扬的重大责任，于是就有了“数字敦煌”和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面世。

　　影片自觉地将樊锦诗个体人生与敦煌莫高窟的历史相关联，揭示个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既是一部生命个体的影像回忆录，某种意义上，也是莫高窟历史的“启示录”。

　　创新影像表达方式

　　影片在影像的美学表达上打破了纪实与剧情的界限，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吾爱敦煌》的创作始终建立在真实的人物故事基础上，保证了影片的纪实性底色。同时，主创人员在尊重历史和人物真实感的基调中，进行了艺术化的审美表达，以纪实、剧情相结合的方式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敦煌的女儿”，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整部影片以樊锦诗为原型展开，对她在莫高窟的经历进行了纪实化呈现。一方面通过樊锦诗画外音独白的方式，讲述她1963年来到敦煌的历史往事；另一方面，利用留存下来的有关敦煌和莫高窟文物工作者的老照片，以及纪录片片段表现出历史的真实。在影像的呈现上，注意写实与抒情的相互熔铸，达到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例如，遭遇困境的樊锦诗来到常书鸿的墓前，耳边又回响起与老院长初遇时所受的教诲：“年轻人让自己成为一道光吧，照耀着莫高窟，这样的人生境界，大也，圣也。”这组声画蒙太奇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画面左幅是樊锦诗面向远方眺望的特写镜头，而须臾间，在画面右幅，一帧帧老照片以滚动播放的方式表现一代代文物工作者对莫高窟的修缮、保护，在构图和影像上实现了对历史真实的艺术化表达。

　　除纪实的部分外，影片用剧情的方式再现了原型故事和人物细节。不少场景重现了过去科研、修复工作的艰苦环境：住土房、睡土炕，喝咸水、吃杂粮，蘸水钢笔、绘图纸……也有不少场景反映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易：比如，樊锦诗让出自己的房子挽留想离去的回鹘文研究专家；面对不喜欢数字点云图、喜欢宋代文人画的年轻同事，樊锦诗请他到家里吃鱼，耐心安抚……这些情节的设定既真实又感人，也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境。影片结尾处，樊锦诗本人的出镜完成了当下影像的融入，其扮演者陈瑾走过剧中与老彭牵手散步的桥，镜头切换到人物原型樊锦诗从桥上走过，影像表层传达的是时间的更替，内里蕴含的则是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保护者的坚守与初心。随着音乐的奏起，片尾字幕部分，扮演者陈瑾与樊锦诗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的影像处理，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这种超时空的结构方式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

　　塑造莫高窟人群像

　　影片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为焦点，展现了敦煌千年历史的壮美与厚重，同时以樊锦诗为中心，塑造出一代代为保护莫高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莫高窟人群像。几十年来，这些人来到敦煌，他们是大学生、是艺术家、是专家、是学者、是技艺精湛的匠人，也是朴实无华的工人，他们在莫高窟度过了青年、中年和老年，把一生交付给了敦煌，成为敦煌的儿女。他们是：常书鸿，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坚守敦煌，被誉为“敦煌保护神”；段文杰，致力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抢救工作，守住了敦煌的根脉；樊锦诗，致力于敦煌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以数字技术对莫高窟文物进行精准复原，实现了“数字敦煌”的重大设计和构想。还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彭金章，是李云鹤，他们默默守护着莫高窟。从这群立体的莫高窟人身上，彰显出对历史的坚守和文化的传承。

　　择一事而终一生，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既是樊锦诗的人生坚持和生命智慧，也是莫高窟人的信念与执着。（本文图片均为电影《吾爱敦煌》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