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渭缘何被称为“古寨堡博物馆”？

通渭缘何被称为“古寨堡博物馆”？

榜罗镇党家堡 陈庆金 摄

　　古寨堡是中国西部地区广泛分布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很大的研究和可利用价值。其中，通渭县古寨堡，它的产生和存在都与通渭在河陇史地中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理条件密不可分，以其历史久远、数量较多、形式繁杂等特点而享誉陇中，素有“千堡之县”之称。这些古堡蕴涵着数百年来甘肃中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及政治军事状况的具体历史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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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巉公路上往来的人们，其实已经和通渭诸多古堡中的一个叫“华川堡”有过无数次的邂逅却浑然不知。在310国道上，它高踞在马营峡隧道的山顶之上，和山岭浑然一体。在公路上遥望“华川堡”，其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固，又有雄浑挺拔，气度不凡之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它修筑于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

　　由踏访“华川堡”开始寻访“千堡之县”通渭之旅。

　　因为时间关系，千余座古堡，我们只能探访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天时间内，从县城出发，沿碧玉到鸡川镇再沿路返回，探访了十余座古堡，石滩堡——碧玉关堡——鸳鸯堡——黄家窑堡——许家堡——鸡川寨——张八爷堡……它们大致都分布在古丝绸之路通渭境内的路段——古平襄大道沿途。

　　在通渭境内，如今的310国道几乎完全采用了平襄大道的线行轮廓。过田垄、爬荒山、穿古堡，它让我们可以隐约探到通渭古堡文化的脉搏。

　　最雄伟的古堡是我们首先探访的碧玉关古城遗址。从公路边的小山包上去，我们得以窥见碧玉关的全貌。

　　碧玉关古城遗址，依稀可辨。东西长2000米，南北长2500米，建造年代不详。古城依山而建，四周如刀劈的悬崖，四条河围城而流。城中部是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李家川遗址，城中南部建有两座堡子，城南是牛谷河。城南七里是天水湖，位于郭家岔、岳家岔。城中包括上店子和下店子。城西是牛洛河，河西是新城，唐代建造，又名马趟子川，现为碧玉乡所在地。

　　碧玉古城下店子东南角是钝角，东城墙顺山而下两次跨过雷家河南端拐了个钝角，正好把雷家河南端包进了城中，既解决了吃水问题又解决了城墙的方正。为了安全在下店子又修了内城。在通渭当地，碧玉关又称闭门关，传说飞鸟难过闭门关，它像一道充满紧张感、力度十足的臂膀，庇护着四周的村落。

　　在灿烂的秋阳下，那些通渭典型的民居三合院，异常生动，充满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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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古堡中最有古意的一定是黄家窑堡，从高高的山岭下行，不到两百米，在疯长的乱草掩映下，一座古堡像凭空生长出来，残存的堡墙仍有三四米之高，阻挡了去路，在它的对面，是人烟稠密的村庄，是连绵不断的梯田。在冷兵器年代，如有盗匪来犯，一声锣响，周边的村落早已坚壁清野，全村百姓移入城堡，这样一座坚堡，在当时几乎是无法被攻破的。

　　高岗之上、田畴之间、村落之中，稍一留意我们都会发现古堡的存在，像一个个充满玄机的谜题诱惑着大家。

　　与那些野外日益凋零的古堡不同，通渭境内保存最好的堡子应该是县城边上的张八爷堡了。

　　张八爷在诸多兄弟中排行第八，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晚清到民国年间，他起早贪黑，节衣缩食，终于让家境变得殷实起来，大家不直呼他的名，而冠以张八爷的称谓，可见他大抵也是个成功人士了。现存的张八爷堡，在整个村落里仍然显得异常高大，和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它大约七十步见方，三丈高，四面有角楼，堡下城池或坍塌，或重新填平，隐约能看出当年由一座吊桥出入内外，声势赫赫，几乎有了汉魏时期坞堡的模样。堡墙上开了一个洞，沿墙外的台阶而上，进铁门，攀天井般再爬两三米，就到了堡墙上，堡上南端有两座角楼，角楼前，才看到角楼之间甬道相通，可三人并行，十分宽阔。

　　张八爷筑这座古堡的初衷，大概有两个：一是防外贼；二是防内患。有人说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就是图个气派。张八爷尽管为人精明，却对土木工程似乎不太在行，他绝对没想到筑一座堡竟然用去了他几乎全部的积蓄。好在不久通渭就解放了，因为这座堡子壁垒森严，一度成了该县公安局的拘留所。张八爷穷尽毕生财力修建的堡子终于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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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充分了解到通渭古寨堡形制粗放，不拘一格。比如碧玉关随山势而建大，内城外城呈双鞋印状，黄家窑堡有点像倒马蹄状，而所去的一些村庄里的堡子，则四方四正，宛若农家宅院。如我们探访的鸳鸯堡，甚至把一座泰山庙完整地搬到里面，堡庙合一，让人称奇。

　　细细算来，通渭的古堡有圆形、三角形、四方形、矩形、八棱形、不规则形等几种形式。

　　四方堡和矩形堡数量最多，是通渭古寨堡最普遍的形制，据通渭县文化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占寨堡总数的85%以上，如县城附近的张八爷堡、安家堡等都为四方堡。四方堡和矩形堡受中国传统建筑礼制的影响较大，在内部建筑格局上主次分明，四围内倾，以求内外相称，显得正统规矩，多为家堡或族堡所有。圆形堡、三角堡、梯形堡、八棱堡和不规则堡受地理地形的影响最大，一般常见于河崖旁边或高险之处，如鸡川铁柜堡、李家店关公堡为圆形堡，什川古城、襄南祁窑堡为三角寨（堡），鸡川寨为梯形寨，李家店董家河堡为八棱堡，马营华川堡为不规则堡。这些形制的寨堡，特别是圆形堡，由于堡墙始终外凸，很容易受到打击，因此，在没有特殊地形条件的支持下，一般就不会修筑。

　　圆形堡、三角堡、梯形堡、八棱堡和不规则堡多为集体所有。有常住户的，则根据统一规划，各家围墙造房，自成单元；没有常住户的，大家就将应急所需的简易房屋、圈厩等设施提前修好，有备无患。

　　通渭古寨堡形制粗放随意，选址也高低不一，但筑造坚固讲究。每一座寨堡的筑造，在充分考虑了其防御功能的有效发挥之外，又在建筑美学、建筑心理学等方面也花心思不少。很多寨堡高踞山巅，形制并不怎么规矩，但在筑造时，由于尽可能利用了周围的地理环境，因此，远远望去犹如一头雄狮蹲在那儿，显示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令敌匪望而生畏，在心理上给对方一种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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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寨堡作为人们安全需要的物化形式，其所有权归属无疑在每一个民众的心中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按照筑造者和所有权的不同，通渭古寨堡又可分为官堡、族堡和家堡三种不同的形式，其中家堡数量最多，官堡次之，族堡最少。

　　官堡，“官”取“集体的、公共的”含义，并非为“官方的”含义，这层含义在通渭民间应用十分广泛，如“官场”“官井”“官道”等。官堡属于集体，小则一个村子几户人，大则十几个村子百余户人（以前人口数量少）。因为官堡要方便所有的人聚集和疏散，所以一般筑造在几个村子的交叉地带，这也便于信息搜集和传播。官堡内均设有堡头，堡头少则一人，多则二三人，一般由经济状况良好且能够主持公道的“大汉人”（注：方言，指有一定的威信，擅于指挥的人）担任。在平安岁月，堡头负责寨堡及其所属居民的日常要事。战事发生后，充任总指挥职务，负责官堡的日常巡守、堡门开关等事宜，责任性较重，危险性也较大，由所属居民轮流担任，几人或几家一组。

　　族堡大多数为一族人所有。能够筑起族堡的家族，人丁和经济应当都比较兴旺发达。族堡内有该族的常住人家，因此占地面积较大，有的甚至超过了一些官堡，如碧玉的陈家堡、鸡川的司家堡等，因为太大，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城”。族堡也有几族合筑的，以两族合筑的最为常见，如魏杨堡、刘王家堡等。

　　家堡为私人所有，堡主人财资丰裕，筑堡自保。堡内建筑格局和装潢与传统民俗紧密结合，尽显气派和时尚。

　　目前，通渭县内的古寨堡，有迹可循的有1500座左右，它们像一枚枚古印广泛分布于乡村之间，散发着一种厚重朴拙、凛然不可侵夺的气场。这是个惊人的数据，有人计算过，通渭的自然村总共不到400个，这样算来，每一个村子居然平均拥有4个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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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肃众多的市县之中，都不乏古寨堡，但为什么单单在通渭这个地方，古寨堡如此众多如此集中呢？

　　在历史的长河中往上追溯，我们发现始作俑者为北宋王朝。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中，它与西北边区西夏政权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近140年。在这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北宋为了防御西夏的进攻和进攻西夏，在西北地区构筑了近500个关、城、寨、堡。这些寨堡的分布是受当时军事形势和地理条件影响的。

　　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北宋与西夏间形成一条东北起自今陕西省神木县，西南到今甘肃省中部，长达2000多里，蜿蜒曲折的军事分界线。

　　通渭境内真正意义上“堡”的出现，记载中最早的当属北宋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所筑的“通渭堡”。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为加强对西夏的防御，调任韩琦为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统筹陕西全局。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都总管，治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在这年九月，杨文广修建甘谷寨和通渭堡（后改为通渭寨），又在沿线筑城修堡。既然通渭是宋、西夏、金三家势力争夺的喉关之地，有朝廷率先垂范，通渭境内修寨筑堡之风大兴。

　　据《宋史·地理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记载，宋金时期通渭境内的堡寨已有雨后春笋之势，见诸文字的就有通渭堡、华川堡、本当堡、扑麻龙堡、吹藏堡、大甘堡、陇诺堡、哲达堡、尖竿堡、陇阳堡、了钟堡、漆麻堡等，这些堡大多设在中原通向古渭州的要道上，在宋和西夏、西夏和金的争斗中，发挥了程度不同的军事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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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江山一统，在较短的立国时间里，各种矛盾尚没有发展到完全对立争斗的状态，全国各地普遍都很少筑堡，旧有的寨堡也大都荒弃。

　　元明易代之时，开始新筑了一些土堡，但为数不多。明代中晚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官民饱受侵扰之苦，土堡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地方官员将修筑土堡作为一项要务来抓，“拟五七里为一墩，十里为一铺，二十里为一堡。”明万历年间，通渭县城内共有“墩堡”49处，较宋元时代大有发展。

　　明末清初，西北诸地纷乱无常，百姓生活朝不虑夕，几无保障。在烽火连三月、狼烟笼四野的环境中，旧有的寨堡大多被修葺重用，新筑的寨堡更加坚实牢靠。清代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内有官修寨堡56处。乾隆中后期，“石峰堡事件”震动朝野，战火频仍，县内寨堡如雨后春笋，迅速增加。同治年间，通渭境内连年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土堡发挥了主要防御的作用。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县内官修寨堡增至96处，其中西乡最多，有36处。

　　清末民国初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境内修寨筑堡的风气一时兴起。这时期，境内各山、梁、川、台都筑有大小、形式各不相同的土堡，这些土堡大多数至今保存尚好。1949年以后，人们修寨筑堡的历史才告结束。目前，全县以“堡”命名的村社仍有70个，仅此，也可窥历史之一斑。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