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曲子，一路旋歌久唱不衰——兰州日报专访戏剧专家王正强

甘肃曲子，一路旋歌久唱不衰

——兰州日报专访戏剧专家王正强

图为资料照片 由王正强提供

　　“甘肃曲子，从遥远的过去一路旋歌久唱不衰，故将其视为甘肃戏剧的活化石，丝毫不为过分。”近日，甘肃戏剧专家王正强接受了本报采访，分享了他多年来对甘肃曲子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深情地讲述解读了甘肃曲子的渊源及发展流变。

　　甘肃曲子扎根民间“撂地摊”式发展

　　王正强，甘肃甘谷人，高级编辑。196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修理论作曲。他长期从事广播文艺编辑工作，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甘肃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截至目前，王正强已出版《兰州鼓子研究》《河陇曲子研究》《秦腔音乐概论》等学术专著50余部，并主编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甘肃卷》等。

　　“‘曲子’作为一种小小的乐歌，在我国普遍存在。”王正强告诉记者：“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乐种、曲种和剧种都以曲子为最基本的音乐元素。今天的甘肃大地上，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些说唱曲艺，如兰州鼓子、敦煌曲子、天水平腔、陇东秧歌、河州平弦、陇南说书、秦州小曲、河州小曲、古浪老调、陇中小曲、顶灯说唱、春官歌演唱、凉州贤孝、河州贤孝、道情，以及歌唱讲述的宝卷等，名目不同实则皆属于曲子艺术形式。”

　　“此外，甘肃大量的曲子戏，是地方流行的小曲小令与明清 南北时调合流以后形成的地方剧种。”他说：“曲子戏作为 一种舞台戏曲形式，唱调感情容量大，又同念白、化妆、身段表演相结合，演唱者分别装扮成各种角色，具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有完整的戏剧结构、曲折的故事情节。”

　　“它将曲子经过一定拣择并将其组织在一定篇制中，就变成一种民间小戏或者一个独特的戏曲声腔剧种。”王正强表示：“如敦煌曲子戏、华亭曲子戏、民勤小曲戏、西厢调、镇原小曲戏、陇南影子腔、南湖曲子戏等等。这些曲子戏一直扎根于民间，在‘撂地摊’的演出形式中自由发展，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融入当地民俗民风的行列。现今，这些剧种也大多已经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先秦时期“郑声”乱“雅乐”

　　“曲子的萌芽在先秦时期。”王正强认为：“三千多年前西周王 朝发生过‘雅’与‘郑声’的一场较量,大致可以 看到曲子的影迹。”

　　“雅乐”也称“礼乐”，因大奏于各种祭礼庆典场合，故礼、乐合而称之。周王朝崇尚正统“雅乐”，将祭祀歌舞作为雅乐，以便对上尊祭“五帝”夏汤神祇之礼，对下倡导宣示君子之德的双重教 化品格。但就雅乐本身而言，依然是可歌、可奏、可舞的曲子。

　　“郑声”也就是“郑卫之音”，原本是郑、卫等地区（今河南新郑、滑县一带）的民间歌曲和舞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曲子”或“小调”。这种“曲子”因曲调明快、舞姿活泼，虽然不入祭祀乐神，却时时传唱在人们口头中而风靡极盛。

　　“雅乐作为周王朝宫廷礼乐之治的最高典范，是作为国乐而受到厚待提倡的。”王正强告诉记者：“到了春秋时代, 随着‘郑卫之音’等民间俗乐的纷纷兴起，使得一向以礼乐文明而‘自修其身’的贵族阶层也都移兴于俗乐。当时的人们便将雅乐称为‘旧乐’，又将郑声等俗乐称为‘新乐’。”

　　他说：“其实，当时出现的这种新乐，不仅仅是郑声，之外还有吴声、楚声、秦声等等，这些民间俗乐，都是辞与音乐相合可歌可唱的曲子，再通过优人绘声绘色的表演，较雅乐展现出全新的品味与绚丽气象，它不仅 盛传于民间，也影响及于宫廷,就连后宫嫔妃也是关、睢二南之音口不离曲、风喻君子之诗曲不离口。”

　　甘肃曲子与华夷曲子第一次并融

　　汉代“丝绸之路”的凿空，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张骞带回的《摩诃兜勒》，是先于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支佛教乐曲，他还将印度乐器琵琶、箜篌、筚篥以及角抵戏、假面舞等引进国中。

　　据王正强介绍，域外文化东渐中土，必从敦煌入关，敦煌作为中国的西大门，历来都是“华戎所交”的一大都会。魏晋时期，西域及中亚诸多小国每年都将大量乐伎、乐器、乐章作为方物贡品进献于河西“五凉”朝廷。由此反映出甘肃河陇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也揭示出河陇文化由中西融汇构成的多元特质。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便是敦煌东端的河陇地区。”王正强告诉记者：“河西各寺庙石窟佛光闪耀，法铃传响，以‘俗乐’唱法、传法、讲唱佛经故事蔚然成风。这种讲唱，体现了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的双重品格，其中讲唱的底本，是叙事与代言相混的体裁，为后世说唱曲艺和舞台表演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讲唱的‘俗曲’，采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村陌野曲’，俱属‘秦声’范围，又为后世甘肃曲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移民戍边屯田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内迁，使得胡汉文化在丝绸之路互相吸取和融会。”他强调说：“苍凉动魄的游牧民歌，豪迈旷放的边朔诗赋，西域胡声的音乐舞蹈，‘五胡’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沿‘丝路’传播扩散,构成‘丝路’线上‘胡人汉声’的特有风情。隋唐时期，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吐蕃等民族乃至中亚粟特人在河陇杂居错处，这是其它任何一个文化区域所没有的现象，使得河陇文化成为‘胡汉一家’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

　　前凉政权保存中原旧乐贡献重大

　　“事实上，当时的凉州，就已充当了异域外邦音乐东渐中国，中原汉族音乐西流并在河西首先与甘肃少数民族音乐交合融汇的‘加工站’。”王正强的描述也生动再现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交融盛况。

　　他说：“特别在十六国时期，甘肃河西的‘五凉文化’在我国文学和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五凉文化’的最高成就便是《西凉乐》。《西凉乐》正是凉州乐人在吸收西域龟兹乐舞及河西地区所保存的中原旧曲、长安雅乐基础上，所创制的诗、乐、舞相综合的大型歌舞音乐，所以，后来它才有可能再回授于中原。”

　　“河西地区的前凉政权在保存中原旧乐上贡献重大，尤其在改进、丰富这一‘华夏正声’方面功不可没。”王正强认为：“‘五凉’在保存大量中原文化的同时，又使自己成为域外文化的集中地、加工站和转运站。在隋制定的九部乐中，‘凉州’‘龟兹’‘天竺’三部乐曲，都是五凉时期首先在河西经过‘改造’后方传入中原的。”

　　曾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潮流

　　华夷文化在河西的并融，不只见诸于史书频繁的记述，在甘肃从西到东近两千公里地表上下，几乎全由音乐文化的砖坯和石窟五彩壁画垒砌晕染而成。地表之上密密麻麻的寺庙石窟几乎连成一线，地表之下大大小小的墓葬群中，静静躺卧着形形色色的乐舞遗存。尤其以嘉峪关魏晋墓为系列的砖壁画重见天日，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西凉乐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王正强告诉记者：“随着佛教在河西的迅速传播，各地又掀起造寺建塔、凿窟塑像之风，使得甘肃从东到西近两千公里的古丝绸之路两侧，傍依苍山翠峰，开凿出密密麻麻的石窟群数不胜数。”

　　据有关资料，单就敦煌千佛洞中,以甘肃古代乐舞所涉及的乐队、乐器壁画空间形象，就散布在大大小小200多个洞窟之中，其中大小型乐队就达500余组，乐伎3000余人，各种乐器44种、4000余件；至于舞态、舞姿,更是数不胜数。由此而又形成一个新兴的“凉州文化圈”、一条由西向东的文化流播线、一支以凉州乐人为核心的河陇乐舞文化大军。成为当时引领中国整个文化发展潮流的一支强大文化力量，也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凉乐》基本构成的音乐元素是“曲子”

　　“需要一提的是，敦煌壁画中的乐器乐舞图，无疑是以当时最为盛行的《西凉乐》作为现实生活比照而得的必然。”王正强感慨地说：“以《西凉乐》为主体构架的河陇文化，对后世唐诗、宋词、元曲、传奇的变革、发展与形成，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西凉乐》虽然说是歌舞，但它基本构成的音乐元素则是‘曲子’。”他认为：“‘曲子’又是从远古到魏晋上下三千年中国民间音乐歌舞的凝炼，是凉州一脉传承的河陇秦声秦姿、中原音乐同天竺佛教音乐、西域龟兹等国音乐的互鉴与融合。因此，它是最能表现感情的歌舞音乐，也是最具多元审美动态的歌舞音乐。”

　　“公元439年，河西的音乐舞蹈，随北凉被北魏攻破而流于北魏，北魏王朝因不断吸取西凉和西域的音乐舞蹈来丰富自己而引人注目。”据王正强考证，古代的雅乐进入两汉以后已成为帝王举行大典时的乐舞，及至永嘉之乱，散失殆尽。汉魏乐府也因中原战乱频仍亦分散于各地，其中有散落在凉州的，有渡江而南的。与此同时，又随着各民族的大迁徙，西域、漠北音乐则大量输入，因此在音乐里出现不同的地方特色。陈、梁旧乐，多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

　　小曲是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隋唐之后，西凉乐舞衍为西凉大曲，西凉大曲又拆卸成可供‘倚声填词’的‘小令’，‘小令’又同隋唐‘燕乐新声’流汇一处，形成河陇大地又一新兴歌曲系统。”王正强告诉记者：“宋元时期，这一新兴歌曲又在发展的道路上开始有了各自的分途，有的成为上层文人遣兴填词的‘词曲’，有的则以曲牌形式进入北曲杂剧声腔领域的‘剧曲’，但还有一部分流散于甘肃民间，这便是长期存活在人们口头上的民间‘曲子’或‘小曲’。”

　　“这一部分‘小曲’，自南北朝以来，虽然在野生状态下无拘无束地成长蔓延，同时又以极其简陋的形式口耳相传。”他说：“但是，却忠实表达着下层民众的真情实感，传递着他们的美好愿望和共同心声，为他们贫瘠的文化生活频添着多种欢乐，也时时寄寓着他们的精神向往和滋润着他们干裂的心田。”

　　“就这样，‘曲子’和当地民众相依为命，永结同心，千百年来，成为下层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王正强认为：“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各种宗教又将‘曲子’作为培养人们宗教感情、宣扬宗教真理的诱人‘蜜饯’，大量运用于佛教、道教等宗教义理的宣演之中，结果促成‘道情’‘宝卷’‘贤孝’‘劝善调’等多种宗教说唱曲艺形式的产生。”

　　河陇曲子与南北曲子第二次并融

　　王正强接着说：“如果说魏晋隋唐中原乐舞和清商三调实现了‘胡夷之乐’与‘中土之乐’在甘肃的第一次大融合的话，那么，明洪武时期，随着江南、中原、华北士庶军民大量戍边河陇，各地纷纷不断的南北时调杂曲大量迁播甘肃，无疑成为同河陇‘曲子’的第二次大融合。”

　　“正是这次融合，促使甘肃曲子真正进入大刀阔斧的发展与造型阶段。”他认为：“直至明末清初，各呈异采的民间曲子说唱,不同体制的曲子小戏，渐渐绽放出它们的庐山真容。从此，曲子又带 着浓重的儒家气味，以‘寓教于乐’‘高台教化’的‘人师’戏道，渗透在甘肃民众的生活与信仰中，也对人们的道德、情操、伦理、观念给予了深远影响。”

　　王正强说：“随着屯田戍边规模不断扩大，明王朝开始向甘肃大量移民，屯边兵士、内地居民，还有各级犯罪官员及其家属等，大量落户于甘肃。来自各地的这些移民中，不乏有三晋古地、 燕赵平原和江南水乡的居民。他们不只把原籍节庆礼俗带到了甘肃，也用自己多姿多彩的‘家乡文化’洗刷思念故土的孤寞，从而构成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织与互汇。”

　　“而来自江、浙、鄂、赣的大量移民，也将各地民间曲子带入该地，构成一种南北交汇的独特民风民俗。”他说：“明朝凉州人聂谦《凉州风俗杂录》载:‘亦有戏子游优，卖技讨食，溷聒眺听，声不绝耳。’说明早在明洪武初年的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甘肃业已有了民间曲子和戏曲艺术演艺活动的存在。 ”

　　甘肃戏剧的活化石

　　“甘肃民间说唱曲艺品种虽然繁多，却在总体上不外乎三个特点：一是唱为主，二是历史长，三是重教化。”王正强总结说：“这也是它们一直保持着原生态古朴风致的原因所在。曾有专家考证调查，明代盛行于甘肃境内的民间说唱曲艺大概在百种以上，而且形式繁杂，手法多样，有清唱，有说唱，还有说、唱、表三结合多曲牌联套的大型演唱，甚至还明显呈露出第一人称代言的行当角色分制。”

　　据王正强介绍，当时的行当角色分制内容大致可为三类:一是歌颂孝子贤孙、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劝人向善的宗教性说唱曲艺。如《宝卷》《道情》《贤孝》等；二是衍袭“诸宫调”形式演唱历史故事的世俗性说唱曲艺。如《唱曲子》《秦安老调》《兰州鼓子》等；三是因农事、节令活动逐渐发展而成的劳动性说唱曲艺。如《锣鼓草》《春官歌》《二人对》等。三类说唱表述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歌腔皆系包括民歌、小调在内的曲子。

　　“甘肃曲子，历经了上下数千年的化炼修造，融汇了大大小小的长河涧溪，尽管从遥远的过去一路旋歌久唱不衰，甚至在北宋开始出现登上乐楼表演故事的迹象。”交谈的最后，王正强感慨地说：“但它真正的发展是在明代，特别当其同明清南北时调结合以后，不仅在原有声腔基础上更加丰富完善，并从地摊登上舞台正式发展成为曲子戏，还带动了全省多种民间小戏的形成，也给河陇戏曲剧种的出台积累了经验，提供了音乐素材。故将其视为甘肃戏剧的活化石，丝毫不为过分。”

　　他说：“目前，我的相关甘肃曲子最全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已全部在《兰州文理学院学报》刊登，此举也是希望能为高校戏剧理论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