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点】简牍上的丝路记忆

【文化视点】

简牍上的丝路记忆

　　朱建军

　　自20世纪初以来，甘肃因其在丝绸之路汉代驿置机构、边塞遗址、长城烽燧等地相继出土6万多枚简牍，而被学界冠以“汉简之乡”美誉。

　　作为简牍专题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目前收藏近4万枚简牍，其中有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以及相伴出土的汉代帛书、悬泉西汉纸、汉代毛笔、屯戍用品及其他文物万余件。这些简牍叙述了2000多年前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真实事件，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甘肃早期出土的简牍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之一。一般来说，以竹制的称为“简”，以木制的称为“牍”；或细条形的称简（简札），方形的称牍（方牍），简和牍合称作“简牍”。人们因地制宜，南方地区盛产竹，故简牍多为竹质，西北地区因为竹稀少，人们就多以松、胡杨和红柳等制作简牍。简牍一般出土于邮驿置所、长城烽燧遗址、墓葬和废弃水井。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殷商就出现了简牍。只不过时代久远，这些竹简木牍没有被保存下来。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除金石外，简牍帛书成为最重要的书写载体。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适合书写的纸张被大量用于文字书写，到东晋时期，简牍才被纸张替代，完成使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49年以前，甘肃出土简牍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07年探险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发掘了708枚汉简，把简牍残片算在内，此次所获汉简实际在3000枚以上，学界将其称为“敦煌汉简”。敦煌汉简一经发现立刻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中国学者张凤在1931年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1914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书，该书考释了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近600枚，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

　　第二次是在1913—1916年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斯坦因两次所获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1万多枚汉简，学界将其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自发现之初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从以劳干为代表最早从事居延汉简整理研究的中国学者，到以日本大庭脩为代表的海外简牍学者，自1930年至20世纪末近70余年的时间里，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论著数以万计，中国、日本、韩国等诸多简牍学者参与其中，直到现在居延汉简仍然是海内外简牍学界研究的重点，几十年来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

　　这三次出土的万余枚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是汉代河西边塞屯戍活动的遗弃物，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边塞和各级官府的簿籍文书，全方面记录了当时的屯戍生活。涉及汉代的行政建制、经济生产、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军事塞防、历史地理等方面，是研究两汉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

　　之后甘肃简牍的发现以1959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一个新的简牍发现与研究时代。1959年7月，在武威南磨咀子汉墓发现汉代《仪礼》简469枚，《王杖》木简10枚，这是研究《仪礼》和汉代养老制度的一份实物例证。1972年冬，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馆在武威城郊10公里处之旱滩坡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批医药简，包括竹简78枚，木简14枚，合计92枚，内容有“杂占”“医药方技”“冥间过所”等。1981年9月，武威农民袁德礼又交出从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历年来在武威地区共出土汉代简牍597枚。

　　甘肃珍藏的部分简牍

　　坐落于兰州市七里河区马滩文化岛的甘肃简牍博物馆属国家公益一类专题博物馆，主要承担简牍文物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的职责。馆内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679件（组），二级文物3160件（组）。馆藏主要简牍文物有：

　　居延新简

　　出土时间为1974年，主要包括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两个地点出土的汉简，共8206枚。“居延新简”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而言，简牍形制品类齐全，内容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册书70余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纪年简最早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年之久，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和政治社会最重要的史料。

　　肩水金关汉简

　　1973年出土于酒泉市金塔县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整理编号的简牍共10661枚。此次在金关遗址出土的汉简，数量大，内容集中，故习惯上称之为“金关汉简”。金关汉简形制多样，就内容而言，主要是边塞地区军事驻防和戍卒生活的具体记录，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金关汉简的大宗出土，对研究汉代西北边防、军队体制、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社会生活具有重大价值。

　　地湾汉简

　　出土于酒泉市金塔县东北约150公里的黑河东岸戈壁滩上的地湾故城。据汉简记载，地湾城是汉居延肩水都尉府下辖肩水候官。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人贝格曼在地湾城发掘出土2300多枚汉简。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历时一月，出土汉简778枚。这两批地湾汉简对研究汉代居延的军事塞防体系和屯戍生活提供了大量资料。

　　敦煌马圈湾汉简

　　1979年10月出土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1217枚。内容有诏书、奏记、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契券等。根据所出土有纪年的汉简记载可知，其时代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至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这批汉简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的资料。

　　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置于棺内死者头右上方，同出器物还有算筹、毛笔、笔套等。共460枚竹简，其中有《志怪故事》7简、《日书》甲种73简、《日书》乙种380简。简长27.5厘米、宽0.7厘米、厚0.2厘米，两端及中部编纶共三道，文字上下两栏。编绳虽已朽蚀，但有丝织物痕迹，编绳处简右有锲口。每简容字25-40字不等，最多者达43字。《日书》甲乙两种，是继湖北睡虎地秦墓《日书》出土后又一次先秦术数文献的重大发现，是研究秦人的天地观念、思想信仰、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

　　敦煌悬泉汉简

　　1990-1992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该遗址在汉魏时期为一驿置机构，全名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共出有字汉简23000多枚，其中经过整理编号者17916枚，其余5000多枚多为碎片。纪年简2086枚，占全部简文的11.6%。最早的纪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者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典籍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私人书信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等各方面内容，尤以邮驿、西域史料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材料为特色。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和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讲述的古老故事

　　甘肃简牍内容丰富，可以说是记录两千年前汉代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简文记载了两千年前汉代河西边塞的屯戍劳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殴、往来书信、行役戍备、思乡之情、候望烽火、为家私市、受雇赶车、捕鱼卖鱼、采摘野菜、借钱借粮、私吞钱物、逃亡他乡、追捕逃犯、盗墓取衣、偷盗官物、编织衣鞋、巡视天田、砍伐茭草、畜牧马牛、耕种田地、砍伐树木、筑墼砌墙、修建沟渠、递送文书、因病请假、社祭腊祭、诵记烽火、秋射考核、廪粮领取、契约书写、投亲靠友、招待官员、使者往来、罢卒还乡、收留流民、文书记录、年季月报、各种考核、奖勤惩懒、聚讼官司、诏书律令、儒家学说、仁孝之义、禁忌日书、精神信仰、文化学习、科学技术、汉塞月令……在这里介绍一些有趣和有价值的记载：

　　康居王使者册

　　康居王使者册——

　　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通行惯例，康居使者及贵人到敦煌入关后，一般要对贡奉的骆驼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年齿、价值，等等。他们此次来献贡品已不是第一次，他们每次从敦煌入关东往酒泉，沿途食宿要有人解决，到酒泉后，太守及下属官员要会同朝贡者一起对贡物进行评估。此次的情况不同了，首先是他们入关后，从敦煌到酒泉，一路缺乏食物供应；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骆驼进行评估，没有让当事人杨伯刀等人现场参加，单方面作出了评价；第三，评价的结果有问题，杨伯刀带来的骆驼本来是膘肥体壮的，可酒泉太守及其下属却定为羸瘦，姑墨奉献三匹白骆驼，一牡二牝，可酒泉方面却定为“黄”，“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朝廷。于是朝廷则下文敦煌太守、敦煌太守又下文效谷县、效谷县下文悬泉置，要求将当时情况如实上报。该册书的出土，为研究西汉王朝与康居等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数据。

　　居延简劳边使者册

　　龟兹王夫妇留宿悬泉置——

　　馆藏中有记载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住宿情况的简牍。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和其夫人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堂上放置有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龟兹王的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家血脉，汉宣帝作为“娘家人”，没有理由不为汉家公主返乡而高兴，沿途驿置为龟兹王夫妻提供最好的接待自是情理之事。

　　通缉令——

　　出自肩水金关的一枚通缉令汉简，短短19个字，就将逃犯的身体相貌特征大致勾勒了出来。简牍原文为“细身，小头，方面，小髭，少须，身端直，初亡时黑帻”。翻译过来是逃犯身材瘦小，身子细且端直、头小、方脸，嘴上有小胡子，面部胡子较少，初逃时戴黑头巾。

　　尺牍书信——

　　甘肃简牍博物馆还藏有大量私人简帛书信，有因粮食短缺而向好友求助的；有因家中双亲生病，不能回家探望，只能寄思亲之情于书信的；有听闻朋友升职，以书信表以祝贺的；有因记挂友人，以书信方式送去问候……这些私人书信为我们揭开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抚读这些书信，我们既能真切地了解当时河西汉塞吏卒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可以隐约感受到他们在劳作和戍防时的艰辛与思乡之情。

　　月令，写在墙壁上的法律文书——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壁书《四时月令诏条》记载了古人的防疫措施。月令中记载了古人对冬季死亡的鸟类尸骨，在春天气候转暖时，都会一一掩埋，这种掩埋动物尸骨的活动一直会进行到夏季，就是为了防止死尸污染空气， 造成瘟疫流行。不止这些，他们还明令禁止春夏不能捕杀动物、砍伐树木，因为春夏是动植物生命繁衍、万物生长的季节，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四时月令诏条》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它确立了以 “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要求人事活动和社会生产都应遵循自然四时规律，并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甘肃简牍，既是丝绸之路上人情世故、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又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