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志】泾川《镇海之碑》，刻在石碑上的忽必烈圣旨

　　神秘的八思巴文

　　《镇海之碑》上有两种文字，一种是八思巴文，一种是汉字。

　　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有音无义。它是依照藏文字母的形态为基础创制而成的文字，而它拼读方式则是按蒙语的发音基础。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使得八思巴文成为贵族语言。

　　忽必烈的圣旨用八思巴文撰写，这就类似于密码，其他民族的官吏不懂得蒙古语，不了解自己带来的圣旨真正含义，而蒙古族官员却能安全准确地看懂圣旨。

　　八思巴文是一种“神秘”的文字。说它神秘是因为八思巴文仅仅出现于元代，曾作为元朝官方文字使用，但随着元王朝的覆灭，八思巴文渐渐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那么，是谁创造了八思巴文？它的出现又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八思巴是中国元代一位藏传佛教高僧的名字，本名罗追坚赞，他是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元代第一任帝师。“帝师”是元代僧人的官名。元朝在皇帝即位的时候，有一个独特的规定就是皇帝即位必须遵从一位藏族僧人受佛戒，因此，元朝历代都设有“帝师”，忽必烈的帝师就是八思巴。

　　八思巴之所以被尊崇为元代第一任帝师，还与他的伯父萨班有关。萨班，本名贡噶参赞，是当时西藏著名的高僧，西藏归属中原王朝的第一功臣。

　　让人们意外的是，西藏归顺元朝的商谈地点不在元朝的国都大都（今北京），而在凉州，谈判是在元太子阔端和西藏高僧萨班之间举行。1247年前后，萨班带领着他的侄子八思巴和藏族代表到当时的凉州谒见元太子阔端，商定西藏归顺条件。之后，八思巴帮助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调查户口，增设驿站，并将内地的印刷术等先进技术传入西藏。

　　公元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八思巴奉命创造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公元1269年，忽必烈下诏把“蒙古新字”，也就是八思巴文作为官方用字。

　　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由于辨识困难，八思巴文的推行成效甚微，尤其民间几乎不见流行，最终仅在官方文告中应用。

　　正因八思巴文推行不力，故用其文字镌刻的碑碣存世极少，这也使得镇海寺碑更显珍贵。

　　千年古刹水泉寺

　　泾川水泉寺最早的记载是唐代，至今尚存唐代建筑风格的山门，有着1400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刹。这是一座被皇帝敕赐最多的泾州古寺，奇怪的是该寺并没有建置史的典籍记载，所以历代寺庙名称不一。人们唯有通过一些发现的石碑、带有文字的历史遗物和史志中的零星记载还原其身份。

　　水泉寺的最早建置史无从考起，在唐代，泾川已有以“水泉寺”命名的寺院。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的李阿昌造像碑就出土于水泉寺，说明至少在隋代，这里已有寺院存在，唐水泉寺或是隋代寺院的延续。

　　在宋代，水泉寺又叫水泉院、解脱禅院。《古今图书集成》等书记载，“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真宗敕建水泉院，又名解脱禅院，系解脱禅师主持修建，后来观察推官张孝友等又建。”可见在公元1004年，水泉寺由赵匡胤的侄子、北宋第三任皇帝赵恒敕建。

　　元代，忽必烈敕建《镇海之碑》，《镇海之碑》的背面就是《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根据碑文记载，元代的水泉寺又叫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花严海印寺（简称）、海印寺（简称）、真相院等。

　　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七月，孝宗皇帝朱佑樘敕赐华严海印寺，现泾川县博物馆存有《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碑刻一方。

　　从唐代的水泉寺，宋代的水泉院、解脱禅院，元代的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花严海印寺、海印寺、真相院到明、清时代的华严海印水泉禅寺、华严海印寺、水泉上寺，虽然历代名称上有所变化，但实际上都是同一所寺院，且无论叫何名，至少在民间始终保留着水泉寺的叫法。

　　一座寺院，能够得到三朝皇帝关注敕建保护，着实不简单。为什么皇帝们会对泾川的一座寺院感兴趣呢？我们从元代《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的碑文中或许可以探知一二。

　　根据专家对该碑文的辨读，碑文大意为：元代开国，在青凤泉水泉寺原址又修复了寺院，有塔，寺主亲躬朝廷，得皇帝敕赐，名华严海印水泉禅寺。寺中方丈曾有度门弟子三千，皆优，方丈七十三岁，似圆寂……

　　有佛门弟子三千，可见香火之盛，皇帝们“钟情”于此，皆因这是一处佛教圣地。

　　撰文/黄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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