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衷共济，敦煌不孤——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和衷共济，敦煌不孤

——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施秀萍 苏家英

　　11月7日举办的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往年有些不同。

　　“因为需要严加防控疫情，今年我们没有邀请国际友人参会，但是聚集了国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这样一场学术交流盛会促成的思想碰撞，将给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助推力。”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这样评价。

敦煌研究院门前常书鸿塑像。

　　衍生与拓展，敦煌显学走向繁盛

　　自敦煌藏经洞的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以来，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中国大批专家学者奔赴敦煌开展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敦煌学”为中心的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喜忧参半，他看到了敦煌学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前我们主要关注石窟和文献研究，现在敦煌学研究衍生出了更多的学术机构和学术产品，如对敦煌乐舞、服饰的研究等。前不久在兰州大学首演的《敦煌廿咏》音乐会，便是敦煌诗词、乐舞研究的一项优秀成果。”

　　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交叉。由一个敦煌，衍生到了对整个丝路文化的关注；再由一条河西走廊，通向中原、中亚地区；敦煌学研究与蒙古学、藏学研究等交叉融合孕育出大量新的学术成果。

　　郑炳林感叹，这是敦煌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常书鸿、段文杰二位与伍修权将军在莫高窟前的合影。

　　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作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新视野》的发言，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吐鲁番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的新视野。

　　首先，透过吐鲁番文书，能够以小见大了解整个唐朝社会的旧貌；其次，除了汉文史料，还可以通过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的史料文献，明晰西北民族史的脉络和细节，促进东西方写本的交流；再次，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大量的医书、针灸书等，是观察民间医疗社会的绝好资料。

　　多语言史料研究，帮助我们向前看、向远看，但我们还需要回头看未解的旧题。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以《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为题，探寻三界寺僧人道真与藏经洞封闭之间的关系。

　　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11世纪初，其封闭原因至今是谜，众说纷纭。后来施萍婷、荣新江等专家学者提出藏经洞文献应与道真修复佛经有关。通过大量普查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张涌泉和他的学术团队猜想，藏经洞的封闭，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残卷缀接实证。

　　验证猜想需要几个步骤。需要收集史料了解道真其人其事；通过分析比对敦煌文献的残卷比例，得出敦煌文献以残卷为主的结论；还要搜集大量的修补实证，证明道真所做的残卷缀合修复工作。

　　除此之外，各专家学者还积极探讨了关于敦煌隋朝壁画装饰的光色特性、“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保管权之争、莫高窟元代织绣品研究、敦煌出土医药文献总体特点和敦煌回鹘语诗歌格律特征等问题。

　　赵声良说，经过百余年的探索研究，敦煌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

　　满眼繁盛景象之余，郑炳林开始担忧敦煌学如何应对新的挑战。数字化技术，缩短了人们与敦煌文化的距离，但一定程度上，又拉远了人们与敦煌深交的距离：既可足不出户，何必远行千里？

　　人才与科技，敦煌研究行远至深

　　因为科技，曾经偏居西北一隅的莫高窟，愈加成为广为人知的重要文化地标。

　　它的过往与现在日渐清晰，而它的未来，会变成何样？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在论坛上发表了《数字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项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的发言，介绍了数字化技术将如何参与敦煌文化的未来。

　　文物数字化，可以对文物进行现状记录、影像保存，建立数字化档案，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成果展达到宣传的目的。

《莫高窟藏经洞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技术专题探讨》专题发言。

　　120年前，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经洞中五万多件文物以及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敦煌石窟构成的敦煌文化，走向了国际。

　　令人惋惜的是，许多文物流失海外，且目前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流失数量，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万件。

　　前贤们不断努力，在上世纪末，通过出版的方式使大部分文物资料得以刊布。之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世界各收藏藏经洞文物的机构相继开展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2个主要项目均由外国主导。1994年，英国图书馆启动国际敦煌项目（IDP），目前已建立英、中等7种文字的数据库；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等机构赠送馆藏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实现了在法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回归。

　　作为中国的文化瑰宝，莫高窟流失海外文物理应由我们自身积极去追寻和宣扬。近年来，中国做出积极实践，仅敦煌研究院就拥有近百人的文物数字化团队。

《“国际敦煌项目”在敦煌》发言。

　　从事敦煌研究四十多年的马德，在专题发言时重点介绍了敦煌遗书数据库，现场展示了数据库检索、导出文献的功能，操作很是便捷。

　　除此以外，在我国还有一些高校科研所研发的“敦煌数据库”“敦煌文献数字图书馆”等不同规模的数据库。

　　现有的数据库，完成了部分敦煌藏经洞文物基本信息的录入，但是缺乏数字化技术的全面支持，未能采集文物的体量、形状、质感、肌理、精度等完整数据，并未建成系统的数字资源管理平台。

　　为了加速文物回归和共享的进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牵头提出了“数字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项目——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项目。

　　这一项目将通过国际合作，系统调查、梳理、甄别海外现存的藏经洞文物，对其进行高清数字化采集；并且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建设敦煌藏经洞文物数据库和网络发布平台，实现资源全球共享。

敦煌遗书数据库。

　　但是，仅靠科技赋能，还远远不够，人才赋能可以为文物数字化提供持续性推动力。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多次强调广纳英才、竭力树才的重要性，“今年敦煌研究院计划招录20余人，应聘者接近百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人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了”，赵声良很欣慰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守护、研究敦煌文化。他继续谈道，“招录人才只是第一步，后续还要悉心培养、助其成长”。

　　在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敦煌学研究背景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不容忽视。

　　敦煌研究院为研究员们提供了许多国际性课题，为其提供频繁的国际交流机会。同时，与高校开展密切合作，让理论知识与实地实操结合起来，培养复合型人才。赵声良说，很多高校文物保护、考古和艺术研究等专业的学生，通过在敦煌研究院实习工作，得以全面发展，令人欣慰。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敦煌文化将因前贤、现人、后者的守护和宣扬，成为这片中亚大陆腹地深处的文明制高点，撑起一片浩瀚蓝天，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