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

　　三、文化信仰与文化自觉

　　“‘敦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奇迹和共同拥有的精神遗产。不管是地理的敦煌，还是文化的敦煌，经过千年持续塑造和百年重新发现，被披上了神秘的衣纱，赋予了丰赡的内涵。”（14）叶舟说“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文学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唯有她，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田”（15）；敦煌对叶舟福田般的滋养，敦煌给予叶舟神示般的体悟，乃是文化的魔力。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实乃中华文明的“旧约时代”。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在海洋文明未启之前，曾是陆地文明的中心。河西亦是中华文明遭遇灭顶之灾时的隐秘后方，对此世人往往并未重视也。据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自东汉末年战乱以后，作为学术传授的主体——公立学校逐渐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从地域上讲，西晋战乱后，中原文化转向两个地方，一是江东，一是河西。“河陇一隅所以历经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学术文化逐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域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决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16）至唐末五代，河西陇右陷入了战乱，文化发生了断层，日趋边缘化，再没有了引领华夏文明发展方向的光荣。

　　正因为有了“承前启后的独立之一源”，河西走廊成就了“吾国之文化大业”，敦煌能成为世界艺术长廊、人类文明宝库，绝不是偶然的，不单因东联西贯之地理位置，更在于其文化积淀与学术传承。正是有了这一庞大文化资源的滋养，《敦煌本纪》在文化视阈的选择上，并不仅仅满足于地域性文化标识，诸如西部边塞风土人情的刻意展示，粗犷苍凉之风的营造，而是把地域性描写始终与宏阔的华夏文明背景和历史理性表达相结合，这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敦煌本纪》所述敦煌三十年故事，看似及其繁复广阔，但总体上围绕两条线索来展开，一条是“开道”：为河西走廊趟出一条交通、贸易和信息的生存之道、生命之道；另一条是“开窟”：胡家老东主为义庄开窟造像的承诺以及为兑现承诺而秘密展开的行动，这眼石窟，最终成为拯救敦煌文化的真正义窟。

　　“开路”写的是一群当世“护法者”。梵义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起因，是寻药救父，支撑他的只是为父尽孝、为家庭担责的男儿本性。很快，旅途的险恶击碎了他的天真，始料未及的邪恶和凌辱激发了固有的血性，他渐渐变得心胸开阔、意志坚定、处事沉稳。待目睹了王成彪一诺千金的慷慨，王澍喋血明志的悲壮，孔祥鹤舍身救民的从容，梵义寻药救父的计划无果而终，却走上了一条为寻求疗治敦煌大地时代之病的道路，他由当初仁孝忠勇的朴素道德追求，上升为立志为河西走廊“开道”——打通一条通向关内外的隐秘通道，为敦煌各路人士保驾护航，让沙州城内外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走上正途，为沉寂昏聩的敦煌和河西走廊除去“锈迹”。这种明知畏途勇毅向前的精神，正是二十三坊敦煌移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垦边护疆的生存哲学和生命信条。

　　由道德完美、荣誉自足上升到家国情怀、正义担当，《敦煌本纪》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始终让文化的圣光烛照精神迷途。在敦煌的天幕上，上佛的容颜宽广、慈悲，神迹空行，三洲感应。敦煌几辈人的光阴，活在河西这一条长路上，上佛庄严的守护和凝视无处不在、笼罩天宇，但敦煌人的信仰不单是一种宗教信仰，在敦煌人心目中“佛即是天老爷，天老爷即是佛。那么，在他老人家的膝下，什么劝止书，什么兴师伐罪，不过都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鬼魅把戏，来的迅猛，去的败兴”。（17）

　　从哲学维度看，文化信仰有别于宗教。宗教产生于“对神的绝对依赖性”，文化信仰无论是以道德的、民俗的、宗教的形式呈现，都是对民族道德秩序理性、庄严的再思考。当得知胡恩可决定为索家开凿义窟后，敦煌人觉得“开窟造像这等规模的重大工程，远比什么五族共和、县承大人铰了辫子、革命军正在到来更要紧，也更令人遐想无限”“在围观人士的这一世光阴中，天道衰微，福分寡薄，民生凋敝，谁也没有这一份在世的福报，能目睹一座佛窟的开启”（18）见证开窟是一生至荣，而为当世人开义窟，则是敦煌人精神生活之盛事，实属尘世上的高古之举和伟岸实例。但敦煌人对佛的敬仰推崇，不是发自神的永恒道德命令，而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民族文化保持清醒的立场和态度，二是人个体的自省与自觉。康德提出“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建立在文化信仰上的文化自觉，是规避盲目信仰带来的荒谬、自相矛盾，来寻求理性。理性是保持身份尊严与自我觉醒的重要尺度，也是尊重生命和引领人生从善、从真、从美、从德的坐标起点和终结。

　　当人的生命本体遭受灾难时，敦煌人不再是愚顽的信徒，“窟子是人造的，人命是天赐的，所以一条命比任何窟子还金贵”“敦煌千佛灵岩上的一百座窟子也抵不上这里一具热身子”（19），敦煌人中间还通行一句话“可以照着佛的话去听，但不能照着佛的话去做”（20）。由此可见，敦煌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博大，隐忍自强、崇德向善的朴素品格下深藏着清醒的人性温度和人文光芒。

　　如果说“开路”体现敦煌人勇于探索、开放自由的现实奋斗精神，“开窟”这条暗线真正指向了敦煌精神的形而上层面。在作品背后暗暗活动着的“开窟人”则是一群更加神秘可敬的“殉道者”。梵义一面奔走河西大地，一面潜藏在沙州城地下的“珈蓝密室”，狸猫换太子，为敦煌保留了最为珍贵的一笔财富，避免了彻底沦丧。同时，梵义始终未忘父亲对索门的承诺，花费巨资在莫高窟崖壁上秘密开凿了一口洞窟，并单独挖掘了一座特制的洞窟，将十多年间秘密截留的那一大批真经和宝卷藏入窟中。围绕这一秘密而神圣的使命，梵义运筹帷幄、百折不挠，孔执臣、许岩楷埋首密室、呕心沥血，一面应付着敦煌地面上九流三教的刁难与勒索，一面奋不顾身拯救流散的敦煌宝藏。双目失明的郭玄子独守山崖，以残病之躯凿密窟、绘彩画，数十年终于打造出一间新窟。何为敦煌？敦煌意味着什么？《敦煌本纪》没有文化精英主义者的自我赏玩和自我沉迷，而是在敦煌苍生中寻找这座神秘洞窟的文化本意，让敦煌文化的当世护法者在一片废墟上再造了一座延续敦煌文化的新窟。这是全书最大胆的构想也是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再造一座莫高窟绝不是突发奇想、空穴来风。数代敦煌人对佛法与文化的景仰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路径的真实写照，胡恩可作为老一辈敦煌人，作为一名农坊制度下的小地主，骨血中就有崇文尚义的固有基因，对乡贤丰鼎文奉为师长，对住持印光视为精神导师，得知敦煌地面有遗散的经卷，万般郑重地告诫儿子梵义务必不惜代价回收存留，他这种“敬惜字纸”，敬畏文化的心理，代表着敦煌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身为“当世护法”者代表的梵义，在“开路”失败之后，与拖音生死互替，入驻莫高窟，一直守护着佛国圣土，将自己当成了一场祭献。一切触目惊心又顺理成章，一切匪夷所思又令人心生喟叹。须知，梵义之身披袈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了断尘缘、心如死灰，颓然堕入空门，求自身心性修为或逃避尘世纷扰，相反，他之出世是更积极的入世，因为梵义的护法，是守护民族文化之根，是守护正义真理之魂，是拯救世道人心之暗，是对抗邪恶功利之恶，是人间正道，是敦煌文化之正法真义。《敦煌本纪》正是以这样一种洞悉历史与现实，探看往昔光阴与光明前路，以追寻理想人格为落脚点，再现了历史自身的曲折昏暗，以“元神”的超脱视角，“看尽这个浮世的云起云落、冷暖哀苦，以及整个敦煌和身边人的歌哭与生死”（21），最终获得大的解脱，大的宁静。

　　敦煌精神、敦煌文化魅力，是敦煌历史的巨大统摄与依托，在几代敦煌人的光阴里，孔祥鹤、孔执臣、丰鼎文、印光、许岩楷、郭玄子，一代代薪火相传，最终都成了悲壮的殉道者。而执掌敦煌的三大家族和坊间长老们，面对人生的反转变化，因其内心缺少“精良、纯明”的人格力量，他们手捧经卷万般庄严却无处安放，敦煌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所幸有一群护法者和殉道者终于让敦煌文化赓续了昂扬自信和光荣梦想。

　　书写敦煌，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这一宏大的文化资源化为小说的内在资源，敦煌是文化艺术的金山玉海，是亦敦亦煌的“这一个”。书写敦煌，不是在一般故事上贴上敦煌的标签或敷上敦煌文化的油彩就能实现。敦煌文化要有机灌注在作品的肌体中，小说文本的文化意蕴即“敦煌味”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叶舟化解得很好。叶舟以高超的感知力、想象力和表现力再现一个活生生的敦煌风物图和河西走廊传奇史。《敦煌本纪》不同于传统史传作品，没有清晰的史实框架和原型人物支撑，只有依靠史料启发营构一个艺术敦煌，但这个艺术敦煌却是具象生动、丰盈饱满的。三十年的盛大光阴铺天盖地，缜密传神的细节书写使作品充满张力。叶舟极尽诗性语言的张扬与铺排，又注重叙事的节奏与原生态，既内敛冷峻又放纵浩荡，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语言的陌生化魅力，洋洋百万言，步步惊心又处处精雕细刻，既不束缚肆意纵情的浪漫书写，又时时沉浸于对敦煌无限虔诚的致敬和对社会历史的峻切拷问，亦真亦幻、亦实亦虚，形成一种古典的悲美与宏大。这一切，源于作者对敦煌文化的通彻体悟和灵性感知，得益于作者诗性才情的激活和文化自觉的观照。虽然作品有浓烈的浪漫诗性和新鲜经验，但总体上仍不失“本纪”之庄严，说到底仍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史传性作品。这些灵光四射的诗意表达，这些新鲜奇崛的精妙构思，迥然有别于新写实主义笔下的“小历史”，也不是现代主义者笔下的“反历史”个体经验。叶舟说：“写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作者直来直去，从故事的源头一路线性发展到终点，我更喜欢的则是首先确立整个故事的一根‘脊椎骨’，让故事能够站立起来，挺直了，然后再去填充血肉，形成人物的命运弧度和具体的故事走向。”（22）叶舟就是这样依靠高超的整体把握和宏观建构能力，浓郁的浪漫情怀和诗意才情，以及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历史理性，最终完成了对敦煌的深沉致敬和心血供养。

　　注释：

　　①②③（12）（13）（17）（18）（19）（20）（21）叶舟：《敦煌本纪》，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193、193、218、418、232-233、302、175、103页。

　　④叶舟：《少年中国是〈敦煌本纪〉真正的主题》，中国作家网2020年1月5日。

　　⑤《为敦煌立传 为丝路抒怀——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研讨会发言摘编二》，《甘肃日报》2019年12月10日第七版。

　　⑥叶舟：《少年中国是〈敦煌本纪〉真正的主题》，中国作家网2020年1月5日。

　　⑦⑧⑨张承志《历史与心史》，海南出版社《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集》1995年8月第一版282-283页。

　　⑩程金城《‘文学敦煌’的建构与’敦煌文学’的坐标——叶舟〈敦煌本纪论〉》，《南方文坛》2020年第06期。

　　（11）汪漋：《敦煌怀古六首》，道光《敦煌县志·艺文·诗》。

　　（12）程金城《‘文学敦煌’的建构与‘敦煌文学’的坐标——叶舟〈敦煌本纪论〉》，《南方文坛》2020年第06期。

　　（13）张海龙、雷媛：《唯有敦煌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叶舟接受兰州晨报·掌上兰州专访》，《兰州晨报》2019年8月28日。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23页。

　　（15）叶舟：《少年中国是〈敦煌本纪〉真正的主题》，中国作家网2020年1月5日。

　　（1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23页。

　　（22）叶舟：《少年中国是〈敦煌本纪〉真正的主题》，中国作家网2020年1月5日。

　　作者简介

　　阎小鹏，1975年2月生，甘肃通渭人。天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委员会委员。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4０余万字。获得第一、二、三届甘肃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著有文艺评论集《草叶锋芒》。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页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