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常沙娜：七十多年来，敦煌与我的缘分

　　再续前缘：林徽因先生与我和敦煌的相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的时候，我见到了林徽因先生。当时正在抗美援朝，周总理提出要开展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是派人找到我父亲，请他把在敦煌常年临摹的东西拿到北京来，以此展示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我爸爸高兴极了，把他们临摹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拿到北京来了，但是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博物馆也没有陈列馆，于是就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办了展览。

　　那时，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我爸爸就跟我讲：“沙娜，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门城楼上参观。”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体不太好。梁思成先生跟我爸爸是多年好友，他们经常有来往，他很羡慕我爸爸能在敦煌进行临摹。因为通过壁画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建筑。他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曾经对我爸爸说：“你在那里好好地干，我将来身体好了以后，也要去。”

　　所以那天，就是我陪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去参观，他们爬上午门城楼去看展览，虽然很累，但是也特别激动。后来林先生就跟我聊，问我在敦煌的情况，跟我交流。一周后，她跟我爸爸讲：“你让沙娜到清华大学的营建系来协助我，做助教，我想对北京的工艺美术进行改造。”当时景泰蓝已经很难发展，林先生提出要把我们传统的工艺品景泰蓝进行图案设计的改进，用于现代生活所需，比如在掐丝这种比较先进的工艺中，用上敦煌的图案。我那个时候没有文凭，就在林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先生又聘了两个人，是浙江美院刚毕业的两个女孩，一个叫钱美华，后来成了景泰蓝厂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大师，还有一个是孙君莲。当时林先生身体不大好，我们早上9点过去，她躺在床上，把她的思路告诉我们，我们再开始工作。可以说，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投身于艺术设计和教育。

　　敦煌花开：传统绽放与现代设计需要平衡

　　后来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当时，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组长是奚小彭，他组织万人大会堂的设计，其中宴会厅的天顶装饰由我来弄。奚小彭建议我，把敦煌的图案运用上。我就开始弄出好多方案。我们的工程师叫张镈，我永远忘不了他。他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设计需要跟我们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需要把通风口、照明结合起来。没有照明，没有通风口，你设计的图案再漂亮也没有用。”当时我设计的时候把敦煌藻井上的图案运用了，但是最初的设计并不符合宴会厅的功能需要。于是我们就连夜修改，把敦煌的图案和宴会厅的功能结合起来。张镈最后很满意，他说：“沙娜你看，修改以后，照明的问题解决了，通风口也解决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还跟功能相结合。”这件事情，给了我这一辈子都十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一个人签个名、盖个章，表示是自己创作的，它一定是合作共赢，共同完成的。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我从此知道了设计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搞设计要跟时代、传统、大自然、生活所需相结合，还要跟材料相结合。这一点很重要。

　　2007年开始，我跟香港志莲净苑合作。那里的师父跟我说：“我们希望通过你，把敦煌的佛像艺术运用起来，引到我们香港的志莲净苑。”我就很用心，把敦煌唐代的45窟、328窟，盛唐的佛像，组合在一起。方案拿到那边，对方很满意，说这个很好。

　　盛唐是唐朝繁盛的时代，当时的用色是非常讲究的，我把它恢复了起来。当时主要色调是石青、石绿、土红、土黄。装饰起来是深中浅，深的放在中间，与浅的组合在一起。每一个图案不是绿就是绿、蓝就是蓝，而是分深中浅。这样弄出来很丰盛，很漂亮。

　　这个设计前前后后搞了五年。其中2008年我因为患病需要手术，停了一年。我在接受治疗后回到家，一边放着音乐，一边把佛像服装的图样画出来，这个创作对我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最后设计拿到香港，那边的师傅们说，香港是很潮湿的地方，而敦煌比较干燥，所以香港这边的呈现，不能用敦煌的彩塑，需要用木雕。于是让东莞的木雕工人来帮忙。我跟搞木雕的师傅一块商量，把服装、色调、图案都按照我所画的分深中浅的形式表现，还有背光都雕刻出来。弄完了以后，比例、尺度都相称。最后完成的作品获得对方的高度评价，说在香港再现了敦煌唐代的佛像风采。

　　人物的身份不一样，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搞设计，一定要按照它的功能、它的主题来设计。香港志莲净苑的这组彩塑，释迦牟尼在中间，几个弟子文殊、迦叶等在两旁，各有各的特点，组合在了一起。志莲净苑专门用一个大堂摆放这组彩塑。我们传统的佛教艺术在香港得以再现，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相关内容的一个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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