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敦煌守护人

　　为了永不磨灭的美

　　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梦幻佛宫》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惊艳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电影既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1600多年历史的莫高窟，至今保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窟内的彩塑和壁画，绝大多数使用泥土、木头、麦草等材料制成。游客如织，彩塑和壁画的保护压力与日俱增，更面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樊锦诗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敦煌石窟得以“永生”。

　　1998年底，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开展“敦煌壁画数字化合作研究”项目。到2005年底，项目完成了22个敦煌石窟典型洞窟的数字化。

　　也是这一年，俞天秀来到了莫高窟。学习、实习，当讲解员，一年后，他回到了保护所。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数字中心。“数字化，就是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通过高精度摄影录像，生成数字图像。”

　　知易行难。要将壁画完整地搬到电脑里，首先要设计周密、完善的数字摄影采集方案；然后，使用定制轨道、摄影车等专业设备进行拍摄，图像色彩、清晰度都受到严格控制。最后，将上千幅原始图像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采集工作，极为枯燥。“干这个活，得耐住性子，不能着急，更不能差不多就行。”俞天秀说。进入洞窟，既要保证拍摄精度，还要避免伤害壁画，辗转腾挪方寸间，“螺蛳壳里做道场”。

　　采集不易，拼接更难。数字化讲究形状、颜色、图案无缝拼接，但有时候就是拼不上。而且，莫高窟墙壁本来就不平，做成平面会变形。怎样将形变降到最低？俞天秀和同事们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创新方式。

　　一天天重复，和时间拉锯，俞天秀曾困惑不已：采集拼接到底有啥用？这个疑惑，直到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才得以消解：

　　影片中，每一尊雕塑、每一幅壁画，就连人物唇角笑意的深浅，都分毫不差。置身影厅，宛若游于洞窟，流云飞花旋舞，飞天飘曳、彩带飞环，让观者无不惊叹于这骇世的美。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莫高窟，这动人心魄的绝世珍宝惊艳了老一辈人，也唤来了现任院长赵声良。

　　来敦煌，赵声良带着一腔热血。上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颇为流行。这话刺痛了尚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三的赵声良。“当时血气方刚，心想，我们中国又不是没人了！”赵声良说，他当即下定决心，毕业后前往敦煌。

　　赵声良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写了封信，表露心声。令他喜出望外的是，没过多久段文杰回信了，而且热情洋溢、热烈欢迎。

　　临近毕业，家里听说赵声良要去敦煌，不断写信催他回云南老家。赵声良一毕业，人先去了敦煌。数月后，再回老家，家里人见木已成舟，也只好认了。

　　在敦煌，房子是灰瓦土墙，地上是扫不完的尘土。冬天，取暖靠火炉，赵声良和室友都是南方人，没经验，常常半夜熄火，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多摄氏度。

　　赵声良来到敦煌莫高窟后，一直任《敦煌研究》杂志编辑，每次出刊都要去天水印刷厂出差，短则十多天，长则一两月。那时敦煌没有火车站，要去120公里以外的柳园乘车，又买不到卧铺，只好站上一昼夜。或许正是这股子办刊的劲，才成就了今天最权威的敦煌学刊物之一。

　　1996年，赵声良赴日进修，终获日本成城大学美术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多所重点大学重金聘请，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敦煌。赵声良说，之所以选择留下，一是对于学习美术史的他，敦煌是一座宝库；更重要的因素是，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

　　“看到樊院长做了很多努力，她真的很了不起。”赵声良说，为了保护石窟，她有很多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当时很多地方搞旅游开发赚钱，樊院长顶住这个“思潮”，积极推动《莫高窟保护条例》的颁布，这为莫高窟设置了相当严肃的“保护机制”。

　　时过境迁，日月轮回，赵声良从编辑到院长，见证着敦煌研究院的成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做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赵声良说，但是，敦煌要有大格局，千年莫高，人类敦煌。所以，未来应该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