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
敦煌研究院墙上的一段话如是写道。
敦煌研究院还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短发少女拿着草帽,昂首前行,意气风发。雕像的原型,正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樊锦诗生于北平,长于上海,是19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樊锦诗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作别繁华市井,来到大漠深处,无数次,樊锦诗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剩下了她一个人:“此生,我就是一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和大城市比,敦煌的生活条件自不待言。樊锦诗住的小屋子连家具都没有,墙上掏两个长方形大洞,就成了衣柜和书柜。但与艰苦条件相比,至亲分离更让人痛苦。樊锦诗来敦煌工作后不久,父亲去世了。那时候她刚新婚,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第一个孩子出生前,樊锦诗还在棉花地里摘棉花。举目无亲的她,在架着煤炉子、冒着烟气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没有一个亲人陪伴在旁。“孩子生下来连一件穿的衣服都没有。后来老彭知道孩子出生在敦煌了,才挑了两扁担生活用品,转车多次来到了敦煌。”那一刻,樊锦诗再也止不住泪水。
唯一得以慰藉的是,“略显暗淡的壁画和彩塑上一旦遇了光,便现出了真容。那般流光溢彩,那般绮丽绚烂,令人惊心动魄。”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樊锦诗到武汉休了一段时间产假,可与家人团聚时,她内心深处却不时浮现出千里之外的洞窟,令她搁不下、放不下。樊锦诗渐渐明白,若一个人心灵颠沛流离,则“居无定所”,临摹壁画、修复洞窟、科学保护、传承弘扬,是在保护和守护莫高窟中寻找内心真正的居所。
长期两地分居,彭金章知道妻子对于莫高窟的痴恋。1986年,他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成全妻子。至此,距离他们结婚已经整整过去了19年!
从九层楼往回走,满天繁星,月华如水。阵阵风儿掠过白杨树,沙沙作响。如今的樊锦诗,已从红颜少女变成了华发老人。“大家都知道樊锦诗,其实樊锦诗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还有老彭的支持。”樊锦诗说,“老彭”在敦煌找到了他自己擅长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喜欢敦煌。
敦煌,像一盏心灯,迟早会照亮每一个新来者。
2018年,“丝路明珠:敦煌石窟在威尼斯”展览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开幕,这是敦煌艺术首次登陆威尼斯。80后付华林参与其中,他和团队的专注与专业,让老外竖起大拇指:“敦煌的艺术惊艳,你们对艺术的敬畏一样令人惊艳。”
三危山下,付华林指向远处,那里沙海绵延,莫高窟聚沙成塔,成就了无数来者心中最为珍贵的人间。付华林也很自豪,无论在哪里,说起“我的敦煌”,一句话:气宇轩昂。
每年清明,敦煌研究院全院都会到宕泉河畔扫墓。这是“敦煌人”的传统。李仁章、许安、毕可、常书鸿和李承仙、霍熙亮、段文杰和龙时英、史苇湘和欧阳琳、李其琼、潘玉闪、陈明福……27名员工长眠于三危山下,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
许许多多的“敦煌人”,扎根戈壁,和着大地深处的呼吸,阻狂风挡暴雨、遮冰雪蔽沙尘。
《人民日报》(2020年01月16日 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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